政息人亡 什么意思-人亡政息政怠宦成历史周期律

1.为什么说只有永远坚持自我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2.是什么导致中国封建王朝兴起与灭亡的轮替？为什么不能阻止封建王朝灭亡？

3.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

4.明朝皇帝为何大多不勤政务实？

5.黄炎培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为什么说只有永远坚持自我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为什么说只有永远坚持自我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原因如下

历史周期率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治乱兴衰、往复循环现象的概括，也被称为世界政治发展史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继“窑洞对”之后，我们党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

有史以来，古今中外，无论是“一人”，“一家”，“一民族”，抑或是“一城”，“一地”，“一国家”，都鲜能逃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找出一条新路的期盼。我们党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一个答案，那就是“人民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资料拓展：

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王朝更迭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其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屈辱”不计其数。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权的显著标志。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所以才能避免“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悲哀，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陷阱。

是什么导致中国封建王朝兴起与灭亡的轮替？为什么不能阻止封建王朝灭亡？

王朝更迭的原因：

王朝的更迭所涉及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因，在农业社会，与经济最密切相关的则是土地，而中国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其土体分配制度基本是同一模式：?新王朝在建立初期总是以分以土地来吸引民众，获得支持，由于民众拥有自己的土地，王朝早期总能看到一幅开国盛世的局面，而后由于特权，贵族，地主阶级不断侵占剥削兼并农民土地，最终导致民不聊生，而国家的税收也组要来源于农业税，所以同时国库也空虚疲弱，此时如不改革，农民即开始反抗，国家无力镇压，贵族地主阶层则会拥兵自重，搅世，另一个新王朝应运而生，重复前朝故事。因此可以总结历代的朝代更迭根本原因是其固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依附于土地的权贵特权。

为何没能阻止王朝更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水平始终维持在农业为主导的阶段，土地所有制度始无法改变，所以无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没法改变这个宿命。

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

党的作风事关党的形象与人心向背。我们党历来把作风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历，与黄炎培曾有段的关于“周期律”的对话，列举了政党长期执政所面临的三种危险：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从我们党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三种危险依然或轻或重地存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就是“政怠宦成”;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以个人能力、作风影响一个地方发展，就容易导致“人亡政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人民意愿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即是“求荣取辱”。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认为，作风问题主要是“四风”问题、腐败问题，是领导干部的事，自己平时工作即使有点“小懒”、“小散”，也无关痛痒、不值一提。其实，“小懒”、“小散”等精神状态问题，由于其根源性、隐蔽性、传染性等特征，已经严重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其危害并不亚于“四风”问题、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的研究分析，找出其表现形式，深挖其产生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主要表现

　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说到底就是精神懈怠问题。从狭义上来说，是指思想意识松懈、麻木乃至颓废，并间接通过一定的行动、语言等途径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亚健康状态。从广义上来说，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的懈怠，还体现为工作层面、作风层面的懈怠。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党性弱化，宗旨观念淡化。表现为：理想信念动摇，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政治素养缺乏，拿自己当普通群众对待，喜欢与普通群众比较，与党的先进性要求相差甚远;宗旨观念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成空洞的口号;对触及自身利益的政策措施不是按照上级要求，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排除阻力去贯彻落实，而是心存抵触，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作风散漫，自律意识不强。表现为：做事不积极，精神萎靡不振，应付敷衍，效能低下;工作不务实，作风漂浮，善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不愿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缺乏，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无动于衷、冷硬横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习气仍不同程度存在。组织纪律观念淡化，自由散漫，上班玩电脑游戏、炒股、看小说等违反“四条禁令”行为仍时有发生;放松警惕、行为失检，认为吃点、喝点、拿点、挥霍浪费点不要紧的错误观念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个别人甚至贪图享乐、道德滑坡，生活上沉湎于灯红酒绿、吃喝玩乐，交际上热衷于攀权贵、傍大款，言行上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3、意志消沉，进取精神缺乏。表现为：有的不能摆正位置、摆好心态，认为自己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别人不如自己，却比自己幸运，牢骚满腹、无心工作;有的不琢磨事、只琢磨人，遇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整天热衷于探听人事消息，关注自身仕途前程;有的长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觉得工作枯草乏味，缺乏工作热情和冲劲;有的到了一定年龄，遭遇“天花板”现象，觉得前途无望而得过且过、不知进取;有的贪图安逸，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满足于既得成绩，小富即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放松自我要求，降低工作标准，缺乏攻坚爬坡、再创佳绩的信心和勇气。

　4、执行不力，创新意识欠缺。表现为：政策落实中，不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照搬照抄、不辨方向、脱离实际，或者被动应付、消极应对，行动迟缓、不推不动;制度执行中，贯彻落实不到位，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停留在口头上，责任追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工作推进中，因循守旧、观念保守，不敢突破常规和惯性思维，在机遇面前循规蹈矩、畏首畏尾，在挑战面前等待观望、庸碌无为，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敢闯敢干的勇气，缺乏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追求“相安无事守摊子、四平八稳过日子”。

　二、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主要成因

　导致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的、内在的、个人的因素，又有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的因素，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

　1、信仰缺失。信仰是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如果这个精神支柱崩塌了，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社会就失去了思想的支撑和精神的维系。个人失去信仰，则将失去行为准则的禁区，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整个人的行为均被欲望和外部力量所控制。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许多党员干部也未能幸免，没有信仰、丢弃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忽视政治理论学习，不重视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放松对主观世界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把世界观的问题视为“左”的东西予以否定。一个人理想信念淡薄，就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势必导致精神懈怠，毫无追求、一事无成。

　2、价值观扭曲。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日益侵蚀，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新旧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交织碰撞，不断冲刷着人们的认知，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行为上的偏差，信念迷茫、理想淡化、价值观偏移，甚至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在激发人们竞争意识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金钱至上、急功近利等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影响，致使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受到严重挑战，部分党员干部对功利的追求大大超过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他们把只能在商品交换和经济领域里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搬用到政治领域和党的活动中，干工作、想问题，以考虑自身利益为先，对己无利、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避而远之。

　3、消极心理影响。一是社会惰化效应。所谓社会惰化，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心理学现象，意指一个群体一起完成某项任务时，某个体所付出的努力往往比单干时要少。实践证明，当某人一力承担某项任务时，是丝毫不敢懈怠的，甚至会对任务成败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但当一项任务分配给一个群体时，群体中的每个人责任感都会降低，对任务完不成的负面评价的焦虑也会减弱，继而个人的活动积极性和效率也会下降。党政机关的工作大多都是需要群体协作完成的，在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个体的卸责心理，导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惰化效应。二是趋利避害本性。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想法，用不作为来逃避可能的问责，在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选择逃避困难、回避矛盾，往往比直面矛盾、攻坚破难所需承担的风险小、得到的实惠多。无功起码是安全的，受过则是危险的。三是从众侥幸心理。当一些冒险或边缘行为获得他人支持、经过重复并形成规则习惯之后，便形成所谓“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往往是能使个体获益或更容易达到的行为模式，意志不坚、原则性不强者容易跟风效仿。党员干部精神懈怠问题就类似于一种“潜规则”，带给人的是眼前即得利益——工作轻松安逸、工资照拿不误，而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则是未来、未知的，“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往往让人选择忽视这种“不确定的风险”。

　4、制度弊端。一方面，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目前，各地各单位虽然都建立了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但仍存在形式大于内容、刚性不足柔性有余的问题，缺乏量化考核指标和竞争淘汰机制，由此导致忙闲不均、苦乐不平现象在许多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做多做少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的“铁饭碗”、“保鲜箱”式的工作环境，难以形成有效的工作激励和严峻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使党员干部容易滋生消极、等待、观望等懈怠现象。此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交流调动等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人情”、“权力”介入，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优者上不来、庸者下不去，论资排辈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致使部分党员干部产生失望消极心理。另一方面，管理机制疲软。有的单位内部管理不严，没有制定具体的工作纪律和制度规定，对队伍中存在的精神懈怠问题眼开眼闭、听之任之;有的单位虽然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但仅限于喊在嘴上、挂在墙上，缺乏制度刚性和约束力;有的单位甚至在干部违规问题被查实后，还千方百计找说辞、拉人情，试图“家丑不外扬”。以上种种均助长了不良风气的扩散和蔓延。

　三、防治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精神状态问题对策措施

　古语有云：“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如果任其蔓延，不加防治和克服，就会形成惰气、滋生暮气、助长邪气，必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影响。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要杜绝想法懈怠，又要杜绝行为懈怠，必须由内而外全方位进行预防和治理。

　1、构建先进的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首先必须构建先进的价值观念体系。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现状来看，是多源性价值观念的交织并存，既有来自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有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既有来自“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革命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有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在重新建构先进价值观念体系过程中，要注意取精华、弃糟粕，善分析、懂鉴别，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与创建和弘扬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价值观念的关系，吸收和借鉴优秀的外来价值观念与保持和发扬本土性、民族性价值观念的关系，以及先进性价值观念与广泛性价值观念的关系，以为指导，以符合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价值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为根本标准，努力吸收不同来源价值观念中合理、积极、进步的成分，同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积极进行文化和价值观念创新，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构建全方位教育体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必须从思想的根上着手。一是加强党性修养。充分利用党校、各类培训班等阵地，采取集中培训、分批轮训，以及领导讲、专家析、群众论等方式，重点学习政治理论、党纪条规、作风建设规定等内容，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明确作风建设“高压线”和“警戒线”。二是开展红色教育。深入挖掘红色教育资源，注重在丰富主题上下功夫，在深化精神内涵上下功夫，在拓展教育功能上下功夫，做到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传统展示与多媒体展示相结合，着力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品牌。同时，加强红色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创作更多优秀的小说、歌曲、电子出版物，开设红色资源网站等途径，努力构建红色文化育人新机制，潜移默化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三是强化典型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褒扬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好人好事，鞭挞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歪风邪气，通过弘扬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典型、感动中国人物的平民典型，树立“看得见、摸得着、离得近”的身边典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知荣弃耻，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自觉抵御精神懈怠症的侵袭。

　3、构建多途径激励体系。所谓激励就是顺应人的需求，借助一系列手段激发个人做事动力及潜在能力的有效途径。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需要强化正反激励机制。一方面，强化正面激励，促使党员干部不愿懈怠。一是建立健全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引入ISO质量管理、标杆管理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科学设置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对党员干部个人素质、工作作风、工作绩效等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作为干部任用、评先评优、奖金发放的重要依据。同时，深化机关廉效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明确党员干部个人的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完成标准、限定时间等内容，做到人人有职责、事事有标杆、时时有目标，进度全程“倒逼”，质量全程控制，促使每位党员干部闲不住、慢不起、怠不得。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原则，破除人情、关系等因素干扰，积极拓展干部“上”的空间，促使那些真正用心谋事、用心干事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疏通干部“下”的渠道，健全完善干部轮岗交流、换岗淘汰等机制，逐步实现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激发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强化反面激励，促使党员干部不敢懈怠。深化机关作风效能建设，通过严格问责、严肃惩戒，形成对党员干部潜在惰性的强大威慑。要建立指向明确、措施刚性、反应迅速的行政问责体系，对工作不在状态、慵懒散等懈怠问题碰硬较真，对造成危害后果的坚决予以问责，通过采取责令公开检讨、诫勉谈话、扣发奖金、降级降职等多种方式，切实发挥问责制度的惩戒和警示作用。

　4、构建多渠道监督体系。要解决党员干部队伍精神懈怠问题，强化监督是重要保障。一是党内监督。要着力提高党员干部民主监督的意识和素质，拓宽参与监督的渠道和途径，调动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党员干部是否主动参与党内监督，作为党性强弱及是否履行党员权利和义务的重要依据，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监督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二是群众监督。全面推进党务、政务、事务公开，使党员干部从事公务活动的信息全方位置于阳光底下。畅通信访举报和民意表达渠道，建立群众参与决策和监督执行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员队伍作用，通过行风评议、问卷调查、明查暗访、调研询问等途径，对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注重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质询。三是网络监督。充分发挥互联网高效便捷、开放自由、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优势，加强网络监督平台建设，对党员干部工作状态和办事效率实行过程控制、实时监督和在线投诉，形成对精神懈怠者的强大舆论压力和监督实效。

明朝皇帝为何大多不勤政务实？

明朝初期的皇帝大多比较勤政。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等。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时开始完善文官制度，逐渐形成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使得皇帝不必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但尽管如此，成祖本人仍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但明朝中期和后期，出现了不少怠政的皇帝，如明武宗（年号正德），明神宗（年号万历），明熹宗（年号天启）等。据说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年号崇祯）算是比较勤政的，但已无济于事。

明朝的历史似乎印证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规律。尤其原因，可借用黄炎培的一段话解释：“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黄炎培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

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

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扩展资料

背景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