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用法-卷帙浩繁同义词

1.欧洲文明的大概内容与时间，地域

2.陈国符的人物成就

欧洲文明的大概内容与时间，地域

第五章 上古希腊

概 论

上古希腊

古代希腊的自然环境 古希腊史是西方文明史的开端，其创造者是居住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岸、黑海沿岸、南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古希腊人。希腊半岛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中心舞台，对古希腊史具有决定的意义。

希腊半岛的地理特点之一是靠近西亚和北非，这使希腊同小亚细亚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成为欧洲最早接受西亚农业与青铜文化的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再一个地理特点是多山，耕地有限。整个半岛山脉纵横，百分之八十是山地，其间点缀着一些小平原。巴尔干山脉的支脉把全岛分成北、中、南三部分。北希腊包括伊壁鲁斯山区和帖撒利平原。中希腊和北希腊由一条险要的隘道温泉关彼此相联。阿提卡和彼奥提亚两地区在中希腊最为有名。南希腊是半岛中的小半岛，称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一狭窄地峡与中希腊连结，因而自成一体，较为封闭。

希腊半岛沃土不多，这迫使古希腊人竭力利用每一块可耕的河谷地、近海小平原和山坡地，种植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作物，如大麦、小麦、橄榄、葡萄、蔬菜。因为地少人多，希腊半岛的粮食自给常有困难，人们被迫很早就向岛外殖民，开辟新的家园。

但希腊半岛山中盛产大理石和高质量的陶土，有利于建筑、造型艺术和制陶业的发展。山中还蕴藏着古人可利用的铜、铁、金、银矿，对冶金业和商业十分有利。此外，希腊半岛三面环水，港湾众多，特别是在通向西亚的航路上遍布岛屿，在爱琴海上航行，人们的视线一般不离海岛和陆地。这些有利于古人的航海条件②促进了希腊以手工制品和原料为主的对外贸易，因此航海业与海军在古希腊有特殊的意义。

居民 有关“希腊”和“希腊人”的概念出现较晚，源自后来的古罗马人。罗马人把希腊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殖民地统称作“大希腊”（magna graecia），今人所用的“希腊”名称便由此而来。古希腊人自称“海伦人”（Hellenes），称希腊半岛为“海拉斯”（Hellas）。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海拉斯的土著居民。在他们看来，希腊最早的居民是勒勒吉人、德里奥人、皮拉斯吉人、卡里亚人。

据考古材料，早在旧石器时代，希腊半岛就有人居住。1961年在希腊东北部曾出土了尼安德特人化石。至于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半岛和爱琴海岛屿上多有发现。

公元前7000年，希腊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希腊各地均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布局与房屋构造同西亚早期新石器时代村落相似，农业文化也雷同，显示西亚文化的巨大影响。希腊人和后来的希腊人不是同族，属于非印欧语系的人，因为希腊的一些古老地名，如科林斯（Corinth）、克诺索斯（Knossos）的词尾nt和ss与印欧语言的习惯不符。

公元前3千年代末和2千年代初，希腊进入青铜时代。属印欧语系的希腊人首次迁入希腊半岛，人称亚该亚人，后来以南希腊的迈锡尼为中心，发展出著名的迈锡尼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12—前11世纪，一支叫作多利安人的印欧人部落侵入希腊半岛，占领南希腊大部和克里特等海岛，毁灭了迈锡尼文明。

多利安人入侵后，希腊居民的分布状况基本固定下来，按方言与亲缘关系可分成4类：亚该亚人居于南希腊北部（阿卡亚、阿卡狄亚地区），伊奥利亚人住在北希腊和中希腊大部分地区（帖撒利、彼奥提亚），爱奥尼亚人住在中希腊的阿提卡和隔海相望的优卑亚等爱琴海岛屿，多利安人分布于南希腊大部和克里特岛。

史料古希腊的史料丰富，分为实物和文字两大类。古希腊人留下的物质文化遗迹，如城市和乡村废墟、墓葬等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乃至近东和中亚。其中最著名的有雅典卫城、克里特和迈锡尼宫殿遗址等。此外，大量雕塑、绘画、钱币以及其它手工制品也传了下来。它们是古希腊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实证，也对复原古希腊人的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证据。

文字史料包括铭文、纸草文献和古代作家的作品。目前能够释读的最古老的古希腊铭文是爱琴文明时期的泥版文书，年代属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叶，所用文字为印欧语系的线形文字B，内容多系王室经济表报。稍早些的克里特泥版文书也有所发现，人称线形文字A，目前未能解读。多利安人入侵之后，线形文字B随迈锡尼文明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字母文字。此类铭文为数众多，集中于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纸草文献同铭文一样是考古发掘出的文字史料，目前已收集到20万件之多，包括经济、政治，文学、科学作品，私人书信和儿童作业等等。

直接传下来的古代作家的作品也非常丰富，神话、史诗描写一些神灵和英雄，产生于原始时代末期，具有一定的史实内核。主要代表作是荷马史诗。古风时代的希腊人还留下一些现实感很强、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散文。

古希腊人同古代中国人一样，是古代少有的具有浓厚历史意识并形成真正史学的民族，他们留下了许多史著，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首部巨著是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的《历史》，主要记载希腊与波斯的战争，止于公元前478年，也涉及战争期间和战前希腊的主要城邦及北非、西亚乃至印度的历史，内容驳杂，信息量大。但其材料的选择、利用还很幼稚，需小心鉴别真伪。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希腊城邦争霸战争的记实，突然中止于公元前411年的事件，系古希腊史学的顶峰之作。全书秉持客观态度，史料详实，是一幅前5世纪希腊政治、军事、社会史的瑰丽画卷。

继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史家色诺芬（公元前430—前354年）著《希腊史》、《长征记》等书。《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束于公元前362年，重点仍写战争和邦际关系，作者的政治立场妨碍了他对史实的客观描述和取舍。《长征记》是回忆录题材的史著，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雇佣军在波斯领土上艰苦的征战历程。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三人的著作循序渐进地记述了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同期的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修辞家的大量作品补充了他们的不足，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悲喜剧，德摩斯提尼等人的演讲辞等。

对重构希腊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大作还应提到普鲁塔克（约46—126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内含23位希腊著名人物的传记，覆盖了希腊城邦史的各个时期。书中人物形象刻画得饱满生动，但某些史实经不起推敲。除此之外，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5—前120年）的《通史》，狄奥多洛斯（约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集成》，阿里安（约96—18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均保留了许多晚期希腊史的信息。

史学史 西罗马帝国于476年在蛮族和内乱的双重打击下崩溃后，欧洲文化发生倒退，神本的、为宗教意识形态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取代古希腊、罗马人本的、求真求实的史学，希腊的历史便逐渐被人遗忘，古希腊人的著作被尘封于私人收藏家、修道院的书库中。虽然拜占庭帝国还保存着古典文化的部分气息，但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的陷落毁灭了许多古典作家的珍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社会对古希腊的兴趣索然。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文艺复兴即复兴受到埋没的希腊、罗马文化，借古喻今，实际上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结果发掘、整理出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包括史著），引起了人们对古希腊史的重新注意。自此之后，直到19世纪，史料的积累和在史料基础上对希腊史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成果，会古希腊文，懂古希腊史，读古希腊典籍成为欧美知识分子学养的标志和时尚。英国史家格罗特的《希腊史》是各种版本的希腊史著述的代表作。德国考古家施里曼在特洛耶和迈锡尼的发现是19世纪考古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进入20世纪，西方史家在材料的整理、考据、释读和考古发掘方面继续前进，难以数计的通史、专史、专著、论文、古代原著、工具书出版发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在本世纪初发掘出克里特文明，把古希腊史又推前了约1000年。近年来，西方史学界不仅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开拓了社会史领域，家庭史、妇女史等著作多有问世。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希腊史的奠基人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自己的光辉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多处论述了古希腊史的一般和个别问题，得出的众多结论是史学界解说的基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结论随着史学的进步也得到了发展和扬弃。

全面系统运用方法研究古希腊史的最初尝试者是前苏联史家。本世纪20至30年代培养起一支研究队伍。塞尔格叶夫在1934年出版的《古代希腊史》是第一部运用观点写成的古希腊通史性著作。60至80年代，前苏联史家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修正了许多过时的提法，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有新的建树。

第六章 上古罗马

概 论

上古意大利

意大利的自然环境 意大利是古代罗马国家的发祥地。它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意大利是深入地中海的一大半岛，因亚平宁山脉纵贯全境而称为亚平宁半岛。半岛三面临海，东为亚德里亚海，南为爱奥尼亚海，西为第勒尼安海；北面高屹的阿尔卑斯山，成为它和中欧的天然屏障。意大利半岛的气候属地中海型，冬雨夏旱，年平均气温较高，但少酷暑和严寒，境内河流纵横，土地亦相当肥沃，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意大利的海岸线虽长，但缺少良港，所以它的航海业不如古希腊沿海诸国发达。

居民 意大利半岛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居民居住。在新石器时代，利古里亚人大概从非洲经过今西班牙和法国一带到意大利。①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叶，属于印欧语系的部落从北方越过阿尔卑斯山陆续进入意大利，这就是意大利人的祖先。拉丁人就是这些部落中的一支。

古代意大利半岛，除拉丁人以外，还有许多种族和部落，其中重要的有埃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

埃特鲁里亚人一般认为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②他们是公元前8——6世纪意大利半岛上的一股强大势力，主要居住在第伯河与亚努斯河之间的中部意大利地区，其最强盛时期曾向北占领了波河流域，在拉丁姆、坎佩尼亚和科西嘉等地也有其殖民地。王政后期的罗马实际上也在其控制之下。

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向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广泛移民，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叙拉古、他林敦、图里伊等。

另外，在波河流域还分布着一支高卢人（克尔特人）。他们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末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进入波河流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罗马形成了威胁。但最后为罗马所灭。

史料 与世界上古史的其他地区相比，罗马史的史料就显得丰富多了。

就种类而言，可以分为铭文、官方文件、钱币、古物和文献等数类。其中以古物和文献材料最为重要。

在罗马，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古物资料很多，其中著名的有：万神殿、弗拉维竞技场、提图斯凯旋门、图拉真纪念柱和罗马引水道等较为完整。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则更多。闻名世界的庞培伊城就是典型的一例。我们从这些实物材料中不但可以看到罗马人过去的生活和生产状况，更能发现罗马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整个过程。

除了众多的实物资料以外，文献资料更是丰富多采。保存至今的既有拉丁作家的作品，也有希腊作家的评述；既有政治家间的书信，又有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内容极其丰富、庞杂。

古代罗马最早的文献材料是年代记。这是古罗马祭司长为编制历法而作的。年代记以每年当选的首席长官或两位执政官的名字纪年，主要记载当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古罗马的年代记大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文字简短著称。到公元前3世纪以后，祭司长才编制比较详细的年代记。遗憾的是，这些材料只有部分间接地流传至今。

公元前2世纪，罗马世界出现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0——118年）。波里比乌斯出身于希腊中部麦加拉城的贵族家庭，公元前168年皮德纳战役后入质罗马，后得西庇阿家族的资助，成为小西庇阿的教师和幕僚。在罗马期间，他写了一部40卷的《通史》，把公元前264——146年希腊、罗马以及地中海东部各国的历史加以综合的叙述，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前5卷，其余35卷只有残篇留传到现在。

共和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家是萨鲁斯提乌斯（约公元前86——34年）。其主要著作有《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以及晚年所写的《历史》。《历史》一书共五卷，主要记述公元前78——67年的史事，但只有少数片断流传下来。

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史学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理亚·恺撒（公元前101——44年）留下的两部著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高卢战记》共有8卷，前7卷系出自恺撒的手笔，第八卷为历史学家希尔提斯续写。此书记述了恺撒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记载了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年、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岛的经过，并且对高卢的山川形势、物产状况、民族分布、风俗民情等等，也有描述。《内战记》分为3卷，系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在这两部著作中，虽有为自己辩护和夸大失实之处，但毕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历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是屋大维时代最著名的文人和史家，出生于北部意大利的帕多瓦城，与屋大维过往甚密，曾任屋大维的孙子克劳狄的教师。他以毕生之精力，苦心孤诣，写成一部具有通史规模的《罗马建城以来史》（简称《罗马史》）。这部著作叙述从公元前754年——公元9年的罗马历史，全书共142卷，保存下来的只有35卷。李维的著作以追述罗马建城以来的艰辛和光荣，激发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为主线，书中充满了道德说教、复古主张、爱国思想和对共和制度的赞扬。李维在著作中引用了波里比乌斯和许多年代记作家的史料，对研究罗马早期历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稍晚于李维的另一著名史学家是塔西佗（约公元55——120年）。他的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历史》、《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是塔西佗给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罗马征服不列颠的一位将领，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塔西佗在这部著作中用很多笔墨记述不列颠的情形。它是研究不列颠早期历史的一部不可或缺的文献。《日耳曼尼亚志》主要记述了日耳曼部落在氏族公社晚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情况。它是最早一部全面记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编年史》，共18卷，所记载的是从奥古斯都之（公元14年）至尼禄之（公元68年）这54年的罗马历史。《历史》共12卷，主要叙述从伽尔巴（公元68年）到图密善统治时期（公元81——96年）的历史。塔西佗的这两部著作几乎对公元1世纪的罗马史进行了首尾一贯的叙述，是我们研究罗马帝国初期历史最珍贵的史料。

几乎与塔西佗同时，在希腊和罗马分别出现了两位伟大的传记史家——普鲁塔克和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6年）生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据说，他曾做过图拉真和哈德良的教师。他的名著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又称《传记集》），现存50篇，大部分是两人合传（以事迹相似的希腊和罗马名人各一个合传，作比较叙述）。在《传记集》中普鲁塔克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提出了自己对人物的评价。因为普鲁塔克记述了不少史实，保存了不少业已散失的史料，所以，他的著作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

苏埃托尼乌斯（公元75——160年）出身于军人一官僚家庭，曾任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由于职务上的方便，他得以批阅皇室以及国家档案库中的文献资料，熟悉历代掌故。苏埃托尼乌斯著述丰富，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十二恺撒传》。这部书可以说是传记汇编，从恺撒直到图密善，每一帝王都有一篇传记。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材料丰富，角度新颖，可以对塔西佗的作品作某些修正和补充。

阿庇安（约公元95——165年）是帝国早期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是希腊人，曾任皇帝金库检查官和埃及总督等要职。他所著的《罗马史》共24卷，其中有11卷完整地保存下来，即西班牙战争、伊利里亚战争、汉尼拔战争、叙利亚战争和密特里达提战争等六卷和内战史五卷。全书按地域、行省、民族、事件分卷叙述，对罗马的历次重大战争都有详尽的记载。内战史的五卷是现存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几乎包括了罗马内战时期的全部基本史料。

继阿庇安之后，另一位史学家是狄奥·卡西乌斯（公元155——235年），他也是希腊人，曾担任过执政官、阿非利加总督等职，著有八十卷的《罗马史》。《罗马史》从伊尼阿开始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公元229年）。完全流传下来的有第36——60卷，其余各卷仅有片断保存。这一著作对共和末期和公元1至2世纪帝国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罗马最后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公元330——400年）。他出身于叙利亚安条克城的贵族家庭，是希腊人的后裔。早年从军罗马，退伍后隐居罗马城研究历史。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公元96年图密善皇帝之，止于公元378年的阿德里亚堡之战，可以说是塔西佗史著的续编。此书原有31卷，可惜前13卷已经散佚，现仅存后18卷，包括公元352年至378年这二十六年间的史事。他的著作不但保留了公元四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大量材料，而且还保留了西方史学家对匈奴人的最早记载。

除了上述历史文献以外，还有许多作品值得我们注意。如西塞罗的演说集、通信录；奥古斯都的自传；赫罗狄安写的《马可·奥理略以后诸帝史》；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瓦罗的《论拉丁语》等等。它们都为我们研究罗马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是我们研究罗马史所不能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史学史 对于罗马史的研究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为了寻找未来资产阶级统治的原型，因而对古代罗马国家和法权史特别感兴趣。到17、18世纪，由于极权主义在欧洲的建立，所以学者们又特别注意罗马帝国政治史的研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吉本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体大思精，全书共分71章：头三章作为开篇，简单地概括了从奥古斯都时代直至公元2世纪80年代的史事。第四章始于公元180年，记载开始详尽。接着便按时间顺序一直叙述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并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束。这一著作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文坛。“爱德华·吉本”这个名字也几乎成了“史学”的同义词。

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历史学上也开始形成了一种怀疑和批判古代传统的新思潮。意大利人维柯和法国人标福便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之基础》（又译《新科学》）中证明罗马人在其历史生活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宗教的”和“英雄的”时代，所以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罗马史也只是一部神话和传说的历史。法国人标福于1738年写的题为：“《论最初5世纪罗马史之不可信》”一文中，竭力证明上古罗马史只是修辞学家们虚构出来的产物。这种史学上的批判倾向促进了历史科学中科学批判方法的产生。

普鲁士改革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尼布尔第一个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新的批判方法。他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的时候，都从批判前人的著作入手。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声名赫赫的大历史学家，往往都是辗转抄袭，而不去钻研原始资料，因而错误极多。因此，他自己在编著《罗马史》时，便坚决不用第二手材料，而完全依靠原始的史料证据。1811年，尼布尔的《罗马史》出版。此书以批判古籍见长，观点新颖，被认为是近代史学名著之一。

1854年至1856年间，狄奥多尔·蒙森的三卷集《罗马史》问世，并且很快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在书中，蒙森以极其丰富的内容详尽地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蒙森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使更广大的读者能得到一些关于古罗马的较为真实的知识”。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他的成就还远不止此。实际上，他为罗马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提供了新方法。他从大量的文物材料入手，因此常能发前人所未发，提出自己新的、独到的见解。蒙森的《罗马史》体现了19世纪西方史学专业化的成果，在罗马史研究方面，几乎影响了一个时代。

19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对于罗马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社会关系日益重视，出现了许多研究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法兰克的《罗马经济史》，《古代罗马经济研究》；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和经济史》。但这些作品似乎都有将古史现代化的倾向。

进入20世纪以后，集体创作成了近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12卷本《剑桥古代史》以及苏联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就是这一时期集体创作的结晶。《剑桥古代史》中有6卷包括罗马史方面的内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罗马史专家都参加了这一著作的撰写工作。因此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世界通史》则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罗马的兴起、发展和灭亡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对我国的世界史和罗马史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以来，罗马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人们日益重视考古学的重要成果，并使之与历史学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纠正了古典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使罗马史研究更具科学性。第二，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除了帝国中心意大利以外，几乎所有行省都有人研究。第三，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除了政治和经济史外，还出现了社会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等，从而拓宽了罗马史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对罗马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当推M.I.芬利、P.A.布朗特、R.色姆、A.摩米格利亚罗、H.拉斯特和K.D.瓦特等，他们都为罗马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国符的人物成就

陈国符为纤维素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将严肃、认真、细致、准确的工作作风传给了后人。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一发明为世界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对于造纸技术的研究，在我国却很落后。新中国成立时，作为造纸技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其课程设置及科研在国内尚

属空白。为填补这一空白，陈国符于1953年成立天津大学化工系造纸教研室后，率先在国内开设了纤维素化学课程，并亲自编写讲义和教材。他所编写的教材及讲义有《植物纤维素化学》《木材与纤维素化学讲稿》《造纸化学讲义》等多种。其中《植物纤维化学》一书由他多次编写并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哺育了几代科研、教学及工程技术人才。他在自传中写道：“当时订阅全世界各国有关之专门期刊，所以讲课及讲义皆表达当时之国际学术水平。讲课范围包括制浆造纸化学、植物解剖学、制浆造纸机械……。”为了加快培养纤维素化学的教学及科研人才，陈国符除了讲课外，还挑选、培养助手，加紧实验室建设，并接受由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及兄弟院校选送来的进修人员，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教学与科研的骨干人才。由他领导的研究组在当时完成了多项国家下达的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有关过醋酸法全纤维素制备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成果，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和纤维素化学学科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陈国符将德国大学的办学作风带回我国，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他亲自下实验室，对研究助手及研究生予以严格的实验室训练。他要求极严，不惜从小事抓起，如每天工作结束，必须将实验室的仪器整理放好，器皿刷洗干净，不许带一滴水珠；走前要将实验室打扫干净，检查电源、煤气、水是否关闭。他从来不带实验室钥匙，将其交给学生管理。每天早上8点上班，他总是7点半到达，学生怕老师等，谁也不敢迟到。他进实验室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各项要求是否做到，在他的实验室中从来未出过事故。他重视实验室的基本建设，从订购仪器，到拆箱、安装调试，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损坏仪器的事故。陈国符工作勤奋，晚上也去图书馆看书，有时还要到实验室去查看学生的工作情况。研究生或助手找他研究问题或答疑，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1963年《光明日报》专门报道了陈国符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及强调基本功训练的事迹。他的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开展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陈国符的一些学生及助手，回忆起跟着他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无不感到获益匪浅，并将言传身教给下一代。

《道藏》史料的研究

陈国符是《道藏》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并且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世界领先学者。他用科学的方法对《道藏》中的自然科学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掘、整理，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陈国符研究《道藏》及中国炼丹术的历史应追溯到他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国符在《科学月刊》（ScienceMonthly）上看到一篇有关介绍中国炼丹术的文章，出于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他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化学》杂志（1937年）上，引起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先驱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T．L．戴维斯（Davis）的注意。陈国符到德国留学后，他设法与陈国符取得了联系，讨论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学术问题。陈国符在此其间，应戴维斯之邀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翻译成英文，并翻译了有关孙思邈传记的一些原始材料。从此，他开始接触《道藏》中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史料，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和摘录。回国任教后，他半周在昆明市内授课，半周住在龙泉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潜心研读《道藏》。

《道藏》是历代道教文献的汇集，共有5400多卷（影印本1100余册），除宗教外，内容涉及理、工、农、医、文史各方面的知识。陈国符以中学理科、大学工科出身者来研究如此浩繁之《道藏》，却可以冲破难关，深入研究，确非偶然。这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陈国符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伴随有一“副业”，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有人称其为“杂家”，而他并非满足于一般的了解，而是有目的的准备和深入的学习，以便把这些知识用于他的研究中。在初步接触《道藏》后，他即认识到“自明代以来已无道士能读《道藏》”而“儒者仅用《道藏》来校勘诸子、释子……”，“如此浩繁之《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但“《道藏》之各部分对于研究者而论皆是无前例可循之材料，必须先创造研究方法，并且又需文史与理工兼通，工作非常艰难。”“……在此情形之下，我对浩繁之《道藏》毫不畏惧和退却，反而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精神，毫不犹豫，研究全藏。现回忆研究全藏有诸多好处，即现虽研究《道藏》某部分，但对于全藏脑中必须有清楚之总观念，如此才不致于犯大错误。迄今为止，已翻阅全藏多次。”阅读全藏，谈何容易，陈国符当时倾全力进行研读，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耐力，“自晨6点至晚7点除午睡及就餐稍费时外，集中精力研究”，持续一年多。他常说那是他一生工作中最有效率的一段时

期，是他研究《道藏》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研究《道藏》的开拓性的巨著《道藏源流考》主要部分的手稿。1946年他在南京任职期间“几乎每日下午皆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检全国地方志，前往国学图书馆与泽学书库翻阅宋、金、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宫观志，摘录历代《道藏》与道书储藏处所，增入《道藏源流考》。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道藏源流考》”。这本巨著被有关的国内外学者称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而陈国符确是迄今为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全部翻阅《道藏》的人，并且是深入研究《道藏》中各方面史料的学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宗教研究是禁区，并且由于多数人不懂《道藏》研究的意义，误解和偏见都是存在的。但陈国符不畏艰难，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无论条件如何，始终坚持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写成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有《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以及《道藏札记》增十条，其中涉及有关道教各宗派，有关道观史，有关高道传记，有关自然科学史料及其他问题。这些论文均汇集于1963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道藏源流考（增订版）》中。

“”开始以后，陈国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研究工作中断。更令人惋惜的是他多年研究《道藏》的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及资料连同许多被认为是“四旧”和“糟粕”的线装书被烧毁，其余的线装书也被查抄，他本人也被批判斗争。但陈国符并未就此罢休，而且越在困难的时刻，越显出开朗、乐观的性格。解除对他的集中“审查”后，他便利用家中未被抄走的中医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及其他本草书等，开始研究和学习中医及中草药学，为进一步研究《道藏》中外丹黄白术史料做准备。

1973年，陈国符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外丹黄白术。所谓外丹黄白术即炼丹术，“外丹”是用药炼成的，服了之后据说可以长生不老。“黄白”是用药炼成的假金银，其物理性质与金银相似，“术”就是法，就是办法。在《道藏》中称炼丹术为外丹黄白术。由于道士炼丹是神秘的，因此其中炼丹术语也是隐秘的，外人是不懂的。要想搞懂外丹黄白术所用的化学反应，首先应搞清这些炼丹方法所用术语的含义以及这些方法出现的朝代与所用术语名称的演变。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陈国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并遵循清初以来考证大师之典型”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在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中取得突破，解决了上述难题。到1979年8月已写成近20万字的四篇论文，其中包括《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石药尔雅补与注》《中国外丹黄白法所用草木药录》，这就是被他的同行称之为“辉煌的著作”的《道藏源流续考》的基本内容。1977年在北京召开的《化学发展简史》审稿会上，陈国符带来了《道藏源流续考》手稿与同行切磋，并做了题为《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材料的整理（即研究法）》的报告，听众反应强烈，本来安排半小时的报告应到会者的要求延长为半天。此报告后略加增订，发表于《化学通报》1979年第六期上。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研究道教及中国化学史的学者都在关注着陈国符的研究。为争取陈国符参加于1973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美国学术团体会议（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y）的主席F．布克哈特（Burkhardt）曾两次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均未成功。1979年9月3日至9日，陈国符与王明出席了在瑞士苏黎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受到热烈欢迎。陈国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的四篇论文。会议后，又应法国学者K．M．施舟人（Schipper）的邀请赴巴黎从事三周的指导研究。回国后，一方面联系出版这些论文，一方面又接着做了许多增订及补充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出版专著很困难，而且《道藏》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陈国符四处奔走联系出版事宜，均未成功。最后在香港里仁书局出版了他从1973年至1979年有关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学术研究的论文集《道藏源流续考》。

1980年，应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邀请，陈国符出席“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明代道教音乐考稿》。此后，陈国符将此篇论文进一步扩充并增补若干条注以《明清道教音乐考稿（I）》为题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陈国符接着又对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进行研究，写成论文《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考稿（I）》。1985年12月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道教法事与音乐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在开会期间受到香港有关学术界及宗教界的热烈欢迎。陈国符非常关心和积极倡导抢救整理中国的道教音乐。1987年10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音乐学院及上海道教协会举行的“上海、常熟、茅山道教音乐鉴定会”，在鉴定书上郑重签字。

陈国符对道观也做了较深入的研究。40年代，他亲自考察各地道教名山的道观。1983年1月至3月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的邀请做指导研究，并给该校亚洲研究院中文系与东方历史系的教授、讲师、研究生做研究报告三次，其中一次报告了他的《道观史研究导论（I）〈殿宇>》，他还准备写第（Ⅱ）、（Ⅲ）部分。

除此之外，陈国符继续对《道藏》中外丹黄白术进行研究，并对《道藏源流续考》做了较多的增订，定名为《中国外丹黄白术考》，已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十余篇尚待完成的手搞，涉及《道藏》研究的诸方面。陈国符在《道藏》研究领域中贡献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

1．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对《道藏》进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

搞清《道藏》是如何编纂、写作、发行以及何时成书，“此为道教文献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工作之一”。《道藏》的编纂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的后期，或因战乱，或因宗教之争均“劫余焚烬”使“记载缺略、源流不彰”。陈国符在卷帙浩繁的《道藏》中“开辟横纵两条路。横向：《道藏》分三洞、四辅部，故撰《三洞、四辅之渊源及传授》。纵向：《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则完全翻阅《道藏》，摘录材料撰成。甚为特殊之道书虚目亦考明之”。根据陈国符考明的脉络，后人才能进入《道藏》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他的巨著《道藏源流考》被广泛引用，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2．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

关于词义考方面共收炼丹术语323项，每项含多个词，实际上是炼丹术语的小词典。考明词义相当困难，陈国符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词义考中，用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义，于是钻入此丹经诀中。”“除考明词义外，又考明数词同义，一词数义，互相有关之诸词，一词在不同情形之下之使用。”虽称词义考，实际上也包括炼丹仪器考，陈国符据炼丹原文，复原绘制了许多仪器图，用现代工程画法描出几何投影图，并尽可能注明尺寸。关于词义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实验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突破。

关于丹经年，也是陈国符外丹黄白术研究中的主要贡献。《道藏》炼丹术的年代少有记载，大多无法确定，这就大大影响了研究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推测和估计，陈国符创造性地运用“据韵文用韵考定”，系统地把它们变为科学的断代。此外，陈国符还使用历代地理志，据书中出现的地名考定，据历代书目、历代艺文志、道书引书目考定，据各时代用鼎器不同考定，据各时代加药术语（复荐、铺盖）不同考定，共考定年代的丹经、丹诀四十余种，成为研究者引用的依据和出发点，解决了外丹研究中的大问题。

对外丹经书原作做补充，亦属该研究中一重要业绩。如对《石药尔雅》的补与注。此书是唐元和丙戍（公元806年）年梅彪撰，包括二百多种物质和丹名，但不完全。陈国符做了补充工作，非常有益于研究，是属于扫清研究障碍的工作。

总之，陈国符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研究，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道路，为以后炼丹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有关自然科学史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飞跃”。

陈国符治学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治学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建立在各方面有关知识的深入研究和融汇贯通上的。就像攻堡垒，首先要扫清障碍，障碍扫清了，堡垒不攻自破。他认为治《道藏》不能一点点的搞，要一块块地搞，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极容易出错的。他对《道藏》目录学的研究及对外丹黄白术的研究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有关外丹黄白术的研究，从30—40年代翻译戴维斯的论文和与他合作研究，至50年代写出第一篇有关外丹黄白术史的论文，直至70年代末基本完成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历时30多年，中间的间歇当然有历史及各方面的原因，但并非停止研究，而是搜集素材，学习和研究有关的知识，包括文字学、音韵学、中国历史、地理、文学、中医、中药学等各方面，在此基础上才有70—80年代的研究成果。对于《道藏》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本着这种方法和精神进行的。

陈国符在研究学问上有强烈的进取心，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淡泊名利，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做创造性的工作，活一天就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一天，要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陈国符治学极为严谨，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有相当功力的，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研究成果的结晶。他曾为审查一篇文章，查阅文献，反复研究，历时半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无根据的拟说，认为这是对学问的不负责任。

陈国符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为研究道教音乐，他曾拜天津越剧团某老琴师为师，登门求教。他经常和南开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授切磋学问。这些均反映他虚心好学的精神。

陈国符工作极为勤奋，几乎所有时间均花在搞学问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解决难题并获得成功。他没有任何嗜好，甚至连茶都不饮。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读书、研究、工作的。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及国内外学者对他的尊敬。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论著及通信中，都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他每次出席国内外会议或访问研究或讲学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陈国符对年轻人热情慷慨，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甚至将自己未发表的手稿，提供给他们参考。对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虽然他年事已高，工作上也颇感力不从心，但仍努力工作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争取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