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成命什么意思-收回成命的近义词

1.杨闻宇《检讨豪杰》散文鉴赏

2.还令的意思是什么？还令是什么意思？

3.曹植的七步诗是啥意思

4.请举例说明佛教对中国影响大（高分悬赏）

杨闻宇《检讨豪杰》散文鉴赏

王者度量

“度量”指胸襟、气度，很可能是“肚量”一词的衍化、引申。解放前，财东家选用长工，进门时先让他们饱餐一顿，谁个饭量大，就雇佣谁，因为饭量大者有力气，有力气才能多干活。而俗语里的“宰相肚里好撑船”，则指的是政治襟怀，属于微妙的精神境界，是一种独具的主观意识。对于经纬天下的治国者而言，“度量”如何，于事业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494年，吴国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表面服输，暗地里却“卧薪尝胆”，19年后，翻回手突袭吴国。越国能反败为胜，是勾践善用人才、励精图治之外，又特别注重瓦解敌方的君臣关系，将“重宝以献遗太宰嚭”，让伯嚭挑拨夫差与伍子胥的关系，逼迫贤能的伍子胥自刎。夫差被越围困时，写下一封信用箭射给越国的谋臣文种、范蠡：“吾闻狡兔以，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夫差是悔也无及，可信里的话却是针针见血（范蠡引退而全身，文种恋栈被迫自裁）。这说明夫差临终时已经悟到：一国之主有无选贤任能的度量襟怀，是事业成败之关键;可对取胜者而言，“度量”二字又会急遽地发生变异。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时，韩信评价项羽：“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意思是：匹夫之勇不足为训，善用人才则天下无敌。刘邦登上皇位，评价张良、韩信、萧何时，对此“三杰”接连使用了三个“吾不如”。刘邦的总结非常到位，体现出领导者之度量，集中在选贤任能的襟度、魄力上。

度量的效用如此显著，说到底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令历代精英所解不开的是：帝王家这等度量，是以“势当两立”为前提的。精英群落里，张良是个罕见的佼佼者。眼见灭楚之后，鲸布、彭越、韩信在同一年（公元前196年）相继被刘邦除掉，再加上文种、范蠡的不同下场，张良很快就省悟，还是夫差的那封信点中了要害：敌手如在，统治者是解衣推食，尽量利用人才之优长，敌手一旦被扳倒，统治者则立即翻回手遽击内部人才之短板——这就是帝王们所深深隐藏着的“回马枪”。于是，他坚决地脱屣繁华，躲进秦岭深处辟谷去了。

文治与武功，在一个帝王家手底是日月那样的难于并举，李世民则是个例外。论武功，与李世民齐肩者不乏其人，若论文治，史册上则无出李世民之右者。登上龙椅，李世民没有毁弃功臣，“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尤其是对魏徵的任用，非常耐人寻味。

魏徵比李世民年长19岁，公元618年被李建成用为幕僚。眼见李世民功业日隆，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便多次告诫建成要先发制人，否则，后果不堪。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恶斗过去之后，李家多位亲人栽倒于血泊之中，李世民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这是仇人相对时分外眼红的质问，众皆为之危惧。而魏徵却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徵没有服软，只悔怨建成未听他的话，才致成目前惨局。可谁也料想不到，李世民这时候反而是抽回了架在魏徵脖颈上的钢刀，转拜其为谏议大夫。一反常规而重用敌手，李世民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吗？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早就注意到魏徵。他曾经听魏徵的两位前上司说起过魏徵其人，李密承认自己没有听从魏徵的十策是失败的原因之一，窦建德认为魏徵是千古奇才，只是运气总是晦气。魏徵后来被建成用为幕僚，说服建成挂帅出征，运用攻心之术，没打什么大仗就收服了山东、河北，树起了文武全能的高巍形象;而且在征战山东的过程中结识了罗艺、李援等强手，太子地位益发牢固。嗣后，李世民与建成明争暗斗，并没占到多少便宜，身边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反被赶出了秦王府，逼得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武装政变。自不同的角度，李世民算是全面见识了魏徵的本事与才干。

李世民好学深思，极善于审时度势。前朝的杨广是排挤了兄长、扼杀了父皇才上得龙椅的，而自己是杀两个兄弟才夺得皇位的，政变侥幸成功，可在法统和道德上却是输得精光，下一步倘不能在文治上有所建树，与杨广能有什么区别呢？然而，武功迥异于文治，眼前治国理政的棘手难题，凭仗马背上的那一套是无法奏效的。所以，心里早就暗暗筹划着，要重用魏徵这个千古难得的人才。

李世民襟怀博大，度量如海，其收效也极其显著。“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使得他统治的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升平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 *** 语）魏徵在李世民身边17个春秋，后人盛赞贞观之治，首先归功于李世民，再者就是魏徵。

检点历史，可以推知，一个清醒的领导者的襟怀度量，是从实践中取得的，形成之后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的流程与轨迹，个人心理素质固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也不能轻忽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外部环境。

襟怀磊落一丈夫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蒋、赵推重袁枚，其诗集皆请袁枚为序。袁枚的文章里，我尤其喜爱《记鲁亮侪》。

鲁亮侪在河南总督田文镜门下供职。田公位高权重，以严厉苛刻著称。有一天好事来了，田公命令鲁亮侪去摘取中牟县李令的官印，并就此代理县令。鲁亮侪去了中牟，很快又折了回来，起因是深入了解之后，他认定李令是个贤能的官员，别人的弹劾虽非诬告，可内中的情由却值得体悯。鲁亮侪违背田公之令，决心放弃这个诱人的官位。

田公麾下的提、镇、司、道各级官员，对田公都服帖、敬畏。鲁亮侪回省之后，先去拜见布政司、按察司，详细禀报了事情的内情、原委。两司皆曰：“鲁亮侪呀，你难道犯丧心病了吗？哪有你这样办事的？这种事在别处尚且不许，何况田公！”

文章紧要处，是鲁亮侪翌日一早面见田公。眼见田公就要发火，斡旋其间的两司赶忙拜伏请罪：“是我们平时教诫不力，才有鲁亮侪这样狂妄悖理的官员。这事交给我们，我们严厉审讯他在中牟县拉派作弊的罪行。”鲁亮侪脱下官帽，当即向前叩头，大声说道：对呀，应当这样。可我请求把话说完（下面是鲁亮侪的原话）——

裕（亮侪名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来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连夜排衙视事。不意入境时，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见其人，知亏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誉，空手归，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归陈明，请公意旨，庶不负大君子爱才之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为无可哀怜，则裕再往取印未迟。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

他简要表明自己赴任经过兼及改变初衷的原因。接着，话锋直指田公：我说的这些情况，大人如果事前了然于胸，我这样复命，那就是我的罪了;如果大人不了解内中情由，我今天回来申明原委，或许可以不辜负大人的爱才之心（李令有才能），同时也不辜负圣上以孝治理天下的意旨（李令是借俸尽孝才亏损帑库的）。大人这次差遣，是额外地抬举我、器重我，我非常感激，在你的厚爱之下，我如果轻义重利，顺水推舟，只顾惜自己荣耀晋升，这能对得起你对我的苦心栽培吗？

百余字的辩解委婉、恳切，实则是劲气如龙，绵里藏针：一，你没有调查研究，撤换李令的决策是个失误。二，如果将李令与我一并治罪，既不符合圣意，也只能证实你的爱才之心是个虚伪的幌子（隐喻你的人品有问题）。三，你假如要维护尊严，一言九鼎，将错就错，那就另外派员去吧。

鲁亮侪心里清楚，二司昨天已将这件事向田公禀报过了，田公没有表态，显然也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因为摘印事宜非同儿戏，已经写成给皇帝的奏章送出去了）。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怒气满腔、亟欲发作的田公，鲁亮侪这是站在悬崖上的孤注一掷，也是鹰击长空的最后一搏。

这里刻画田公，仅用“面铁色、乾笑、默然、变色、下阶”之类扼要平实的字眼，简洁利落，便将其复杂、剧烈的心理活动揭示得淋漓尽致。至于两司的法内含情、恭谨慎微，着意袒护又暗中示意鲁亮侪“赶快退下”的微妙眼神，更将大堂上剑拔弩张的森严气氛推至极致——此时此际，端的是石欲破而天欲裂。全文在繁简搭配与细节运筹上精裁慎减，步入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围绕鲁亮侪，以中牟县的所见所闻远相映照，回省之后，以两司及辕门之上下层层设衬，这些都是简而又简，点到即止;可在阎罗殿似的决断场合，鲁亮侪的剖腹辩白则是紧矢密镞，不惜占用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文势如海外天风，开阖倏忽，充分显示出“文心雕龙”者卓越的驾驭能力。

鲁亮侪“骑驴”进入中牟，面对着陈述内情而潸然泣下的李令时，面对摘印大事，当如何措手呢？文中这样描述：

鲁曰：“吾暍甚，具汤浴我！”径诣别室，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丈夫也！”具衣冠辞李，李大惊曰：“公何之？”曰：“之省。”与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

汉字的运作是相当神奇的。“丈夫”，本指成年男子或女子配偶，可在前边加一个“大”字，立马就跨界升华而成为怀大志、有气节、敢作敢为的巍然形象了。鲁亮侪反复斟酌时脱口而出的“丈夫”二字，当属“大丈夫”也。大千世界，男儿如沙，这里的“丈夫”只可能是沙里淘金的结果。

在这里，假如没有“且浴且思”而“击盆水誓”的细节铺垫，嗣后的“掷印铿然”、“怒马驰去”，会显得突兀、生硬。“怒马驰去”，一如云际闪电，又与文之收尾遥相对应，照拂着鲁亮侪“武艺尤绝”的岿然身影。骑驴换成骑马，缓行化为驰去——这类简单的行色置换，袁枚笔底是一丝不苟的。此文不单使鲁亮侪智勇过人的大丈夫形象须眉毕现，田文镜威严的心理素质也悄悄然负重提升，令人敬服。简约的文字在袁枚笔底化作了劲弩强弓，平射则裂石杀虎，仰射则穿喉坠雕，足见散文细节之巧妙运筹是何等神奇。

读者或许要问，袁枚与鲁亮侪的关系，非寻常吧？袁是杭州人，鲁是麻城人，袁枚23岁那年，只是在保定的一间厢房里，从侧面窥视过向上峰禀报工作的年已七旬的鲁亮侪。动意写这篇文章，则是“鲁公卒已久”（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缘起是在南京偶然听到“葛闻桥”其人提说到“摘印”之事，袁枚才决心要写写这位“奇男子”的。

全文不过千字，为什么能将仕途波澜描绘得这样显豁、逼真呢？袁枚曾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诸县当过6年县令，对于官场上下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正因为袁枚与鲁亮侪的阅历、精神暗相契合，既致成写作的灵感源头，更是此文得以成功的根柢所系，自然，也寓有作者自抒性情、自度抱负的深长用意。至于后来，有论家认为袁枚的作品致力于闲情逸致，缺少社会内容，恐怕是有些误读罢。

袁枚距今，二百年往矣。当今社会，见利疾趋，见害必躲，官瘾愈来愈重者大有人在（简直难以救药），仕途倾轧排挤的恶习，也未能尽然扫荡。既然生活中罕有正气入骨、光明磊落的鲁亮侪式的人物，像袁枚这样的文学巨擘，失却了植根的土壤，能不销声匿迹吗？

泉台聚首

日月运行不息，仿佛在暗示着人的灵魂不灭。灵魂不灭，相类似的某些灵魂，总会有个邂逅的时候。有一天，项羽、韩信、岳飞、杨虎城几位恰巧遇到了一起。披露襟怀的机会着实难得，便各自叙说了在世时无法提及、处于九泉又窝得难熬的一番心里话。

项羽是不谦让、不客气的，率先开口：

楚与汉较量时，我是很瞧不起刘邦那小子的，觉得他怎么也不如我。直接与我过招的，主要是韩信、彭越、英布、陈平。

陈平，在魏王咎那里遭受谗言，投奔于我，曾随我入关破秦，此人品质低劣，转投刘邦之后，在关键时刻离间了我和范增的关系;失去亚父，我也就坐上了没底的船。英布，土匪出身，因受秦律被鲸，又称鲸布，后来又叛投刘邦。韩信嘛，早年是个乞食的叫花子，在我这里为治粟都尉，嫌官小，就转投刘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在我手底，没一个能被我搁在眼里。可他们一伙摸准了我的脾性，我又被“力拔山兮气盖世”迷住了眼睛，一时痰迷心窍，硬是被这伙没名堂的小人活活地捺进了泥坑。乌江边上，我大呼“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来我的话有什么破绽。

韩信见项羽提说到自己，摆手制止：

项王呀，事实证明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因为挫败了你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自己也就背上了你曾经背过的那个“包袱”。我说过你的弱点是妇人之仁。究竟什么是妇人之仁呢？不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认不准人嘛。而我自己，就没有跳出妇人之仁的圈子。刘邦与我闲聊，咨询他能指挥多少兵士作战，我说不过10万。他说，你呢？我说，“臣多多益善耳。”他笑了：“你这么大的本事，怎么让我给擒拿了？”我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君臣之间，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彼此把话能说到这么个地步，我韩信还能信不过他吗？可谁能想到，我最后仍然是栽在他老兄的手底。吕后嘛，我本来是有戒心的，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大恩人萧何竟与这个女人合谋，骗我进宫。他俩所设的，实际上正是在按照刘邦的意图暗中行事。你想想，假如刘邦没有除去我的意思，吕后、萧何，敢对我下毒手吗？唉！世人称我是一代名将，可最后却翻在这样一条阴沟里，这叫不叫“妇人之仁”？与其在钟室被一伙女人长矛戳，远不如你老兄那样纵横驰骋，有美人、骏马陪着，挥剑如龙，长歌当哭，战于乌江，来得痛快淋漓。

沉稳的岳飞冷静地看了看项羽、韩信，说道：

二位说的都属于内斗。我是在对异族作战不断取胜的形势下被召回临安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我于地。难道他就是真正的凶手？十二道金牌催我从前线返回，金牌是高宗下的，我如果违旨，就是不忠。回到临安，高宗命秦桧处置我，秦桧也的确是凶狠、残酷。“臣子恨，何时灭？”在世时，我恨的是蹂躏我们国家的胡虏，现在冤沉九泉，你们说我该恨谁呢？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事君能致其身的“忠”字是人生的底线。我岳飞倘是不忠，后人还会在山水绝胜的西湖边修建“岳王庙”以香火供奉吗？或许含有仰慕忠臣的意思。西湖边上的名人墓日益增多。1954年， *** 在杭州，觉得西湖周围坟墓太多，是让活人与鬼为邻，便对当时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发话：“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坟墓外，其他的应该统统迁到别处去。”清明节前一天的下午，在我墓前的花圈丛中，就有 *** 敬挽的花圈。“忠奸”二字，形同冰炭，从来是不可混淆的。

至于800年后，汪精卫诬蔑我是个不能节制的军阀，周作人提出秦桧的案应该翻一下。只要中华民族不灭亡，汉奸的这个念头，永远是黄粱美梦。

听“精忠报国”的岳飞说到当代，惯于缄默的杨虎城开口了：

我比 *** 恰好年长一个月。前夕，我收到过 *** 写的信。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要“攘外必先安内”，眼睁睁地要葬送中华民族。西安兵谏时抓了他，本不该放他走，可我听了的规劝，还是依从张学良的意愿，释放了他。一到南京，翻回手腕扣押了好意送他的张学良，将我放洋，调离部队，也就是调虎离山。国民党军队里，我是首倡抗日的将领;抗战爆发，我一心想回国抗日;返回到香港时，派张云逸赶来规劝我，千万不能到南昌去见。我思量，大敌当前，全面抗战，国家正急于用人，全国上下都呼吁释放张学良，无论如何，他总不至于不让我上前线抗日吧。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非常幼稚——将我关押了12年，逃往台湾之前夕，杀了我全家四口，连妻子、儿子、小女儿一块。而呢？是因为西安兵谏，他才转向于抗日;由于抗日，他才被誉之为民族英雄。我家四口人的鲜血，倒是为染成了一顶“民族英雄”的红帽子！

我在世时，斯世列强，无不认为中国是一块肥肉。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仅仅是肉里的几块坚硬的骨头而已。我的意思，一个人忠于民族、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将他的个人利益、私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整个国家只是为他提供服务的工具，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忠于这样的统治者呢？“忠”字固然崇高，难道“愚忠”也属于崇高的范畴？

项羽一直昂着傲气的头颅，好像没听到杨虎城在说些什么，韩信、岳飞，神情专注，听罢，陷入了沉思……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罗贯中语）常人以为，凡被誉为英雄者，个个都是得其所，而无憾。实际情况呢？恰恰是：尘世知音少，幽泉暗恨多。

生命不可能逆转，然而，造物主如果转变思路，拆除阴阳之藩篱，人不管生前后，言论无碍，有话尽可以和盘托出;倘真是那样，众多的英雄人物里，有些则很可能要脱下“英雄”的外衣了。

还令的意思是什么？还令是什么意思？

还令的意思是什么？还令是什么意思？

还令的意思是：还令hái lìng?1.?收回成命；改变命令。?●汉黄石公《三略》卷上：「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2.?犹还旨。?●《梁书?武帝纪上》：「二月辛酉，府僚重请曰：‘近以朝命蕰策，冒奏丹诚，奉被还令，未蒙虚受，缙绅颙颙，深所未达。’」★「还令」在《汉语大词典》第15218页 第10卷 1251参见：还令

还令的拼音hái lìng

还令是什么意思

还令

hái lìng 1. 收回成命；改变命令。●汉黄石公《三略》卷上：「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 2. 犹还旨。●《梁书?武帝纪上》：「二月辛酉，府僚重请曰：‘近以朝命蕰策，冒奏丹诚，奉被还令，未蒙虚受，缙绅颙颙，深所未达。’」

★「还令」在《汉语大词典》第15218页 第10卷 1251

参见：还令

用还令造句

1.这个地名引起了一种模糊的恐怖，还令人想起一些阴森可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

曹植的七步诗是啥意思

作者背景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著名诗人。少年时就很有才华，得到曹操的喜爱，因此受到他的哥哥曹丕的猜忌，后来郁郁而。他的诗语言精练，词采优美，是建安时期的代表诗人。

注词释义

釜：古代的炊具，相当于现在的锅。

萁：豆秆。

漉：过滤。

豉：豆豉。用煮熟的大豆发酵后制成，有咸、淡两种，供调味用。

古诗今译

煮豆子燃烧的是豆秆，过滤豆豉做成了豆浆。豆秆在灶下焚烧，豆子在锅里哭泣。本是生在同一根上，煎熬我何必这么着急！

名句赏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和曹植本是亲兄弟，曹植少年时就很聪明，能出口成章，下笔千言。曹丕当了皇帝以后，怕曹植威胁自己的地位，想迫害曹植，有一次让曹植在七步之内做成一首诗，否则就把他处。曹植应声而起，没走到七步就做好了这首诗。曹植把自己比喻成锅里的豆子，把曹丕比喻成锅下面的豆秆。豆子和豆秆本来是生长在同一根上，现在豆秆却在锅下面燃烧，煎熬锅里的豆子，而锅里的豆子无力反抗。曹植用这个比喻，暗指曹丕我与你是亲生兄弟，应该是骨肉情深，真诚相至，但现在却是骨肉相残，表达了内心的悲愤。相传曹丕听了面有惭色。这首诗比喻贴切，用语巧妙，通俗易懂而又含义深长。

曹植的“七步诗”

李存章

曹氏父子三人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合称三曹，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不朽篇章，曹植的“七步诗”更是一段佳话，其意义已不在是此诗本身价值，它包含了深遂的政治内含，成了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为了争夺地位、权力、财产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一种写照。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勿用说，这是曹植向其兄曹丕的控诉书。

是呀，曹植确是曹丕的劲敌，他曾获其父曹操的特别喜爱，曹操也曾一度欲废曹丕而立其为王太子，得曹丕之忌恨也是情理之中事。在曹植十几岁的时期，曹操看到曹植的文章就很有点儿怀疑，认为是曹植请人代写的，而曹植请父亲当面测试，经过几翻面试，曹植的确“出口成文，下笔成章。若不是一些大臣的竭力反对，曹植真得就被立为太子了，曹丕与其弟曹植的斗争也就从这时代开始了。

有一次，曹操出兵打仗，曹植、曹丕都来送行，临别，曹植高声朗读了为曹操歌功颂德的拍马文章，大家十分赞赏，而曹丕泪流满面的向父亲送别，很让曹操感动，也掉下泪来，这一小小的举动拉近了曹丕与父亲的距离，加深了父子感情，看来父子亲情之间需要的是感情，而非马屁 的。

还有一次，曹操欲派曹植带兵出征。带兵出征是掌握军权的象征 ，是曹操重点培养的征兆，曹丕得到消息，当然很为 恼火，怎么办呢？曹丕想得一个毒计，事先带着好酒好菜，跟曹植一起喝酒，灌得曹植酩酊大醉，曹操派人来传曹植，连催几次，曹植仍昏睡不醒，曹操一气之下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

看来，曹植只配当个不拘小节的文学家，难以担当足智多谋的政治家。

曹植与曹丕的斗争，曹丕是胜利者，最终继承了魏王位。按理说曹丕的地位和权力已基本巩固，可忌恨曹植的念头没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残忍无道啊。

其实，曹植并未犯下什么大罪，只是有人告发他经常喝酒骂人，他竟把曹丕派出的使者扣押起来，并没有招兵买马，阴谋反叛的迹象和征兆。这算不上犯罪，杀之怕众不服，曹丕便想出个“七步成诗”的办法，治罪其弟。所幸的是，出口成诗是曹植的拿手好戏，这“七步诗”便成了救命诗，曹丕不得不收回成命，降低曹植的官爵了事。

纵观上下几千年历史，帝王子孙和睦相处，互忍互让，不争权夺利的实在少的可怜。春秋时期的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桓公），秦朝的扶苏与胡亥（秦二世），唐朝的玄武门之变……这样兄弟相残的例子数不胜数。

封建时代这种兄弟之间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现象是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在那权力即一切的社会制度里，不择手段的争夺权力似乎是很正常的。推翻帝 制，建立民主共和，少了多少兄弟相残的悲剧。然而，特权不除，“七步诗”还是免不了有人来作。

请举例说明佛教对中国影响大（高分悬赏）

先说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当然毒害了人民的思想，消耗了社会的财富，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正如列宁在《论工人政策对宗教的态度》中所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但是也必须看到，佛教的流传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它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例可以证明：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2）“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3）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石窟艺术为代表，均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艺术的某些特点。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大大发达起来，出现了象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释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下，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四、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教、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清规戒律”、“想入非非”、“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火烧眉头”、“菩萨心肠”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五、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的影响。佛教主张离尘出世，因而寺庙建筑大多在幽深的山林里，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护佛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无数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概括起来有：A.佛教四大名山即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B.佛教四在禅林，指山东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寺。C.三大石窟艺术，指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D.十大坐佛，这里指单独营造的石刻大佛，位于石窟中的不计在内，这类大佛多依山而凿。E.四大卧佛，多为岩石开凿，也有木胎泥塑。F.两大木佛，一般取站立姿势。G.两大铜像，一是西藏喀则市扎什布寺未来佛，二是河北正定县隆兴寺铜菩萨，为千眼千手观音菩萨。H.一部金版《大藏经》。I.一处石经山，这又是一处国宝，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以石刻佛经闻名于世，故名“石经山”J.一枚佛指灵骨，1987年6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是地宫内发现，这是世界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均集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都打上了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烙印。（4）

综上所述，证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已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再举例子：

宋人欧阳修修认为唐太宗对佛教极为崇奉，弘赞教法，而近人汤用彤则主张，在唐代诸帝中，太宗实以不信佛著称。对唐太宗和佛教的关系的看法，何以在相径庭？原因在于唐太宗本人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就存在种咱矛盾。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百业俱兴，制定了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基本蓝图。在佛教政策方面，他对唐高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经过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对唐代佛教兴衰有重大影响。本文试从对唐太宗崇佛、抑佛方面去对其人与佛教的关系加以剖折。

建寺、设斋、度僧

唐太宗即位不久，贞观三年（629），就舍通义宫为尼寺，《全唐文》卷九《舍旧宅造兴圣寺诏》上说：“……朕丕承大实，奄宅域中，……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神祠，敬增灵佑，宜舍为尼寺。”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又下了一道《为战阵立寺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地，修建寺庙，借助三宝力量荐拔亡灵。诏书曰：“……日往月来，逝川欺斯远。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与寐，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管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者，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震，变火宅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见《全唐文》卷五）为战争当中敌我双方阵亡的将士建寺起度，充分显示了太宗的冤亲平等的博大心胸。遵照这道诏书的旨意，于如下的七个地方修建寺院，于晋州（破宋金刚处）立慈去（褚遂撰碑），于汾州（破剑周处），立弘济寺（李百药撰碑），于邙山（破王世充处）立昭觉寺（虞世南撰碑），于洛州（破剑黑达处）立弘福圭（岑文本撰碑）。以上敕建的寺院均在战争重地，起到取慈去杀，净化人心的作用，同时还给赐寺院大量土地车、马等。不仅在战地上修建寺宇，还为他在征战时所杀的将士“建齐行道”。《全唐文》卷四《为战亡人设齐行道诏》上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战，所向平珍，然……凡所殪，难用胜纪，……窃以如来圣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为重。……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齐行道，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宏济。灭怨障之心，趋菩提之道。”太宗为征战之际所杀的人建齐行道，依仗三宝功德，永离万劫之苦。在《全唐文》卷八还有唐太宗《为已故礼部尚书虞世南齐僧诏》，其时齐僧五百，造佛像一躯。

经过隋末战乱的风暴，佛教受到了很大打击，寺宇破败，僧尼锐减，唐太宗每思之则良用慨然，因此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于天下》上说“二乘结缘，济度为先，八正归依，慈悲为主……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须精诚德业，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者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全唐文》卷八《诸州寺度僧诏》双：“……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可见唐太宗对振兴佛教出力颇多。”“度僧立寺，”“广事弘持”。在度僧当中严格规定官度，并有一定的限度，维护山门的庄严，功不可没。当时共有寺3716所，度僧尼18500人。

(二)敕颁《佛遗教经》及礼敬高僧

为了进—步对佛”情深护持“，他还专门下韶，颁发《佛遣教经》。《全唐文》卷九《佛教经施行敕》上说：”……《遣教经》者，是佛临涅盘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宏阐……多写经本，务在施行…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

如此一来无论京官、州官、人手一册《佛遗教经》，凭以监督。检查僧尼们的行为是否舆经相符。如不符者，则进行公私劝勉，以使佛门纯净，宏阐圣教．为护持正法，唐太宗可谓功绩可嘉。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也特别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结果朝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备至；贞观九年律学大师智首，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辛大臣亲往吊祭。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与玄奘的关系。玄奘从印度归国途中，到了於开，上表太宗。太宗立即韶复玄奘：“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舆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己敕於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见《全唐文》卷七昭玄奘还至於阗国进表韶))。玄奘到洛阳，太宗立即“别敕引人深宫之内殿……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迄於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玄奘在会见时，请求搜擢贤明，组织译场，太宗对玄奘说：“……造宏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所须人、物、吏力，并与房玄龄商量，务令优给(见《大正藏》卷五P253)。这样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后，延请知名高僧如道宣、神泰、玄应等十二人证义，又征集缀文等相敷十人，襄助译事，大臣於志宁，许敬宗，杜正伦也参与了译事。玄奘在弘福寺建立了规模宏大译场，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译经事业。贞观二十年(646)玄奘把他撰述的《西域记》奉表上闻，太宗韶答(见《全唐文》卷八《答玄奘法师进书诏》)。太宗又亲为玄奘所译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民仰德而知道。(见《全唐文》卷十)。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对侍臣说：“朕观佛经，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於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滏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见《大正藏》五十卷P454)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分发雍、洛、并。相、荆兖、扬、凉、益九州，以辗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同年慈恩寺落成。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人住。别造译经院。请玄奘移居翻译，并任上座之职。玄奘移居之日，真太宗及皇太子等亲执香炉临送，场面庄重，观礼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及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叹相见恨晚，不能广做佛事为憾。

以上两则不难看出由於多种原因，使唐太宗对佛教产生了信仰，他曾在《弘福寺施斋愿文》裹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的最终追求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在《大兴善寺钟铭》裹，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要以度生为己任，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圆海有竭，福祚无穷，方石易销，愿力无尽。(见《全唐如卷十)，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佛教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寺宇重辉，僧尼得度，译事隆盛，宗派争鸣，一派生机的景象。

(三)抑佛点滴

唐太宗即位初年，及至晚期，对佛教的态度有些矛盾．上述的则是。护法情深的帝王，然而他也对佛教采取—些抑制措施。《全唐文》卷八《贬萧禹手韶》上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於释氏，简文锐意於沙门，倾帑藏以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庭．…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虚报施之微，何其谬也梁武帝的后裔萧禹信佛，太宗下韶贬斥。在这道韶书裹，太宗又郑重声明，佛教不是他所尊信，又举梁武帝等人奉佛的结果。”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不但如此，还在实际行动上限制佛教，抑制佛教。在即位之前，又将洛阳的寺院焚毁，凡曰道场，尽为消除。即位之初，又多次检校僧团，清肃非滥。对於一些非官度僧尼，都处以极刑。其中虽也有韶令天下度僧之举，然而度僧数字限制极严，强调。总数以三千为限。，被度的对象“务须精诚德业，……若官人简练不精，宜绿附殿失，但戒行之本，惟尚无为”。对假慕沙门，妄称神通，以不法方式谋财者，皆以刑罚，“务使法门精整”（见《全唐文》卷五《度僧於天下韶》）。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用行政力量来干涉佛道之争，强制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韶》，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严正宣布，“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於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全唐文》卷六)。发生在贞观年间的道先佛后问题争论，就是围绕着逭道韶书展开的．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沙门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请求太宗收回成命，结果智实被杖责放还。贞观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法琳被贬至(见《全唐文》卷六《诘沙门法琳韶》)。

(四)唐太宗奉佛、抑佛之剖析

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前后矛盾，实际上他的作法舆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思想界，佛教至唐初已有六、七百年的发展，已与中国古有文化相协调，拥有众多信众和社会基础，佛学理论远远超过儒道两家。轮回、报应的观点更使人归仰如市，影响巨大。在政治上，一些士大夫也纷纷皈依佛教，著名的士族如萧禹、萧琼、李百药、杜正伦、岑文本、虞世南。杜如晦、裴寂均崇佛虔诚。当傅奕反佛之时，萧禹等人挺身而出，与之抗争。在经济上，僧尼享有免租役等特权，僧尼寺院数字激增，并拥有众多土地和劳力，影响了朝廷的收人和兵役来源。诸多原因使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道先佛后的争论实际上是坚持唐高祖自称为李聃后裔的说法，提高道教的地位，是因为。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是他的始祖，更重要的是借道教始祖的后代来提高李唐皇室的声望，以与那些自高门第，妄自尊大的山东老牌士族相对抗。所以表面是道先佛后的宗教问题，其中有复杂的民族及政治问题。其目的是有利於唐王朝的统治，这—点也无可厚非。

在控制建寺度僧方面，我们知道在太宗时代。唐王朝尚处百业待兴之际，隋末大起义的酶击还伤痕累累，其时全国户不满三百万，大量土地荒芜，苍茫千裹，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见《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所以对雄材大略，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来说，增殖户口，发展农业生产，乃是当务之急．如此—来，对寺院滥度僧尼特别敏感，严格控制寺院僧尼的数字。禁止私度，这都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得不采取的抑制之势。

对过去僧尼干涉政治、造反等等弊端，他也警惕不懈，所以又特此修订寺院规章制度，使僧尼必须遵守。总之，他只所以对佛教采取—些限制政策，是力求消除或尽量缩小佛教对国家的不利作用。同时又极力提倡佛教的慈悲、济世。报四重恩的宗旨，来发挥佛教有助於王化的作用。他韶令在战场建寺，设斋行道，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唐太宗征辽失败后，对佛教更是信仰弥深，这也与他推行休养生息、贞观后期经济出现繁荣的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趋向缓和有直接关系。因此身为帝王的唐太宗有其信佛与抑佛的两面，一些抑佛的措施是为有利於他的统治，同时也以君主的身份来整顿教团，提高了僧尼的素质。贞观年间高僧辈出就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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