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纨鲁缟是什么意思-齐纨鲁缟怎么念
1.关于社会稳定的诗句
2.需回答历史问题,谢了
3.俏皮话经典歇后语
4.请你穿越时空,充分发挥想象力,把自己假想成一位唐朝的农民,向同学们描述你一天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情况。
5.李白的词 清平乐 禁闱清夜, 月探金窗罅等全文赏析
关于社会稳定的诗句
1. 古文关于社会稳定诗句
古文关于社会稳定诗句 1.社会安定靠法律维持的古文,诗词
1、魏源: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
2、《史记·商君列传》: 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3、《管子·任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4、《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5、商鞅: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6、《管子·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2.社会安定靠法律维持的古文,诗词
1、始读法律亲笞榜(宋·陆游·《秋怀》)2、富贵拘法律(宋·梅尧臣·《长歌行》)3、惟用法律自绳己(唐·韩愈·《寄卢仝》)4、此虽法律所无奈(宋·苏洵·《自尤》)5、法律行随手(宋·陈襄·《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6、扫除诗书诵法律(宋·苏轼·《石鼓》)7、自従四方多法律(宋·苏辙·《次韵子瞻见寄》)8、兼通法律吏能精(宋·苏辙·《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9、法律森严信殊绝(宋·高斯得·《孤愤吟上十韵》)10、前人唯法律(宋·梅尧臣·《送何济川学士知汉州》)11、且说高王宽法律(宋·郑刚中·《楼枢蜜过华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谨用韵作》)12、先公法律自治身(宋·陈宓·《送师道弟守德庆》)13、司马八法律以规(宋·毛直方·《赠督师曹将军》)14、法律忌脱遗(宋·张镃·《次韵傅景夏见赠兼简徐季益》)15、法律剡章真未尽(宋·陈造·《次韵黄簿》)16、法律渗商君(宋·何梦桂·《和夹谷书隐先生寄题蛟峰石峡书院三十韵》)17、耻言法律羞丘戎(宋·苏辙·《新作南门》)18、自从四方多法律(宋·并叙·《次韵子瞻见寄》)19、不将法律作春秋(宋·陈普·《咏史上·宣帝》)20、法律底须存八议(明·龚诩·《甲戌乡中民情长句寄彦文布政》)。
3.描写社会美的古诗词
杜甫在诗的前半段回忆了开元盛世时候的社会好风气,当然后半段就不能采用了。
杜甫《忆昔》(之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4.社会复杂的经典古文
五月一日,大梦方觉,见日已近午,遂起而进朝食,实午餐也。
严亲怒我以晏起,引圣人朽木秽土之言以相讥。噫!尝读庄周书,观其梦蝶之事,以为实获我心。
蝶与周皆同也,丘与我皆梦也,古今同一大梦,何必觉梦中之梦乎?人谓宰予昼寝为聩聩,吾正服其聩聩也。午餐既毕,饱食鼓腹,于室中莫知所从,友人告余曰:“不有博弈乎?”遂与之相晤于网络,操戈披甲、张弓布矢,分吴越以相攻杀。
弹指之间,几几生,犹大呼酣战不已。玩兴未尽,而友人已倦,遂惜别而退。
夫游戏小道,亦有可观,惜乎溺之者多从流而往返,贻害自身也。
5.形容稳定的古诗句有哪些
1.《临江仙·忆昔西池池上饮》
年代: 宋 作者: 晁冲之
忆昔西池池上饮,年年多少欢娱。
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
安稳锦衾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
2.《达哉乐天行》
年代: 唐 作者: 白居易
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
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半及车先悬。
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
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
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
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
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
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
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未归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稳眠。
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
3.《度清霄》
年代: 宋 作者: 张继先
一更一点一更初。城门半掩行人疏。茅庵潇洒一事无。孤灯相对光清虚。蒲团安稳身不拘。跏趺大坐心如如。月轮微出天东隅。空中露出无名珠。
4.《好事近·一沮寄江干》
年代: 宋 作者: 赵彦端
一沮寄江干,十载山青水碧。
山水大无余意,有故情难识。
故情难识有谁知,衣残更头白。
别后是人安稳,只楚吴行客。
5.《水调歌头·淮海一星出》
年代: 宋 作者: 王质
淮海一星出,分野到梁州。玉京群帝朝斗,公在列仙流。尽扫欃枪格泽,高拱紫微太乙,霞佩拂红裯。非雾非烟里,永侍绀云裘。
日南至,月既望,寿君侯。梅花满眼,一朵聊当一千秋。半夜玉堂承诏,翼旦路朝宣册,归去作班头。风净瞿唐峡,安稳放行舟。
需回答历史问题,谢了
一、中国商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包括副业和家庭手工业)为本的社会,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也是有曲折的,出现过几起几伏,其中经历了三个高潮期,依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这些高潮期都处于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段,商业的发展对社会转型往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走向新阶段。三个高潮又各有时代和阶段性特点。但几次高潮期之间,也出现因内外因素,而导致商品经济衰歇或受到重大挫折,造成商业萎缩的局面。 二、商业发展与繁荣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就是商业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经济(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采集业)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很早就开始出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最终催动了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当然,还有包括农产品之间、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但农业与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活动最主要的内容。 古代有些人对商业繁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曾有过过高的估计,“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乗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其实不然,对于古代中国,商业的规模、商品结构等都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就以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战国秦汉时期为例,首先是春秋战国时期铁器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从而迎来了商业发展第一个高潮。 杜甫《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对盛世充满深情的怀念,有几个表现盛世的关键词汇,“稻”“粟”“仓廪”“齐纨鲁缟”等,都是描述的农业生产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富庶,而且这一切都缘于“男耕女织不相失”。正是唐朝前期一百多年的农业稳定发展,成为商业繁荣的基础。 明清时期,高产作物如稻子在南方地区的普遍种植,玉米、番薯等品种的引进和推广普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大发展,为第三个商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统农业的特征是:主要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相结合。一方面,作为个体农户,生产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不高,扩大再生产的余地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弱,因此,为市场提供的剩余产品作为商品交换的份额极其有限,主要是粮食、布帛、副业产品等。另一方面,农民也需要借助市场交换生活必需品,如盐、铁、陶瓷,还有粮食、布帛等的相互调剂,总体来看,农民的市场购买力极其低下。个体农户市场购买力虽然很有限,但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所必须进行的商品交换,虽然有分散、量少的特点,但就全国而言,叠加的数量又是巨大的。这些进入各级各类市场的农副产品是商业发展的基础。盐、铁受到产地的限制,往往需要长途转输,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最大,很长时间作为宫府的垄断产业,很多私营工商业主也往往靠经营盐铁业攫取暴利。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繁荣,是以农业生产力(包括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必定带来商业的大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潮时期,都是在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 三、商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或前提是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曲线可谓是三波多折。三波,即指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次高潮期;多折,即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割据战乱时期,商业受到挫折,从原已达到的高潮跌落,甚至出现衰歇的局面。 第一个高潮,是中国从分裂割据最终实现统一的时期,《荀子·王制篇》描述了战国时期全国商品流通的情况:“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铉、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秦汉的大一统局面也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因此,商人势力的成长,很多大中都会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是第一次高潮出现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第二个高潮期,在唐前期一百多年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呈现全面繁荣。唐后期开始,坊市制度逐渐被突破,对商业的限制逐渐松弛,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商业繁荣,商品结构也出现变化。元稹《估客乐》一诗生动描述了商人长途贩运的商品: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 檎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 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 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 《史记·货殖列传》有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说的都是唐以前商人经营的商品尤其是长途贩运,以质轻价贵、便于转运的、赢利大的奢侈品为主,如元稹《估客乐》中提到的珠、玉、马、锦、越婢、奚僮等,而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等,由于贩运成本高,不是商人经营的主要品种,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尚未形成。唐朝后期开始,这种情况有了变化,粮食、茶叶、瓷器等生活必需品逐渐成为商品交易的大宗。《唐国史补》(卷下)谈到当时商品交易的情况:“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瓮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说的都是日用品种类。北宋以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更为明显,有更多的史料记述了日用品的大宗交易情况,而利用水路运输商品运载量大,比起陆运成本更为低廉。北宋开封城中的大相国寺,实际上也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商品交易集散地,每月五次开放,任由“万姓交易”。(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王棣:《燕翼诒谋录》)。所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有家居用品、鞍辔弓箭、时果腊脯、绣作珠翠、幞头帽子、书画古玩、土产香药,大多属于日用品之类。商品结构的变化是第二次高潮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次高潮出现的明清两朝,都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统一王朝,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的相对安定,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明中后期以后,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专业化程度提高(专业性城镇和专业性地区的形成、农业和手工业专业户的形成等方面),都成为商业发展的新因素。 四、限制与突破限制 中国古代的商业,受到种种限制和束缚。这些限制和束缚,有的是受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所制约,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人口比重大、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等,有的则来自封建国家的干预。如体制、制度、政策措施、观念导向等。中国的商业就是在不断突破限制与束缚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进步。但由于这些突破始终无法完全打破限制和束缚,因此,也阻碍了中国社会最终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最直接的限制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就主观方面的限制而言,一是对商人政治社会地位的限制,二是对市场开放程度的限制。唐以前(包括唐)官府对商人的限制有很多具体措施,对商人政治社会地位限制最主要的是不得做官(包括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开始,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个大转变。清朝后期盛行捐纳(买官),并形成制度,买官成为进入仕途和升迁的正式途径,对商人而言,又是一个大变化。商人的变化除了本身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人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是行商坐贾的分类,出现牙人(经纪人)这一层级,出现了批发商这一群体,明中期以后,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比较著名的如徽商、晋商等,都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构成发生变化的表现。此外,商人经营方式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商品结构也不断有所变化。唐宋以后,日用品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经营方式也从行商坐贾的分类,按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形成收购、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的不同商业流程和行业分类。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史记》记己述了包括都城长安在内的十九个重要城市,其中,长安、洛阳、临淄、南阳(宛)、邯郸、成都六大都会,都是全国和地方性的商业中心城市。《盐铁论.力耕》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指明城市的发展是以商业的繁荣为重要内容的。对市场的限制,比较典型和集中的表现是坊市制度,官府对市场开放的时间和空间有严格限定,城市商业受到很大限制。唐朝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突破了坊市制和城郭限制等封闭式的格局,北宋以后出现了街市、桥市,夜市开禁,城市从封闭格局趋向于开放格局,使商业活动具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弹性,对工商业的其他限制也日趋松弛。人口日益向大中城市集中,商业行会逐渐发展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兴盛成为城市商业繁荣的重要特征。唐后期开始,南方商业性城市及大小经济型市镇、各类草市的发展尤为明显,经济和商业重心东南移,城市重心也随之东南移。明清时期出现若干以生产或经销某类商品而著名的市镇,如景德镇、佛山等,主要集中在江淮和东南地区。运河沿岸、长江沿岸、东南沿海、水陆要冲,很快都发展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重镇。官府对工商业的控制和限制逐渐松弛,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过程中的大趋势。 就客观方面而言,商业的发展一是受交换媒介形式(即货币的形式)的限制,二是受交通运输水平的限制。中国古代目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实物充当着交换媒介的职能,唐朝时“钱帛兼行”,说明这时金属铸币仍然没有完全取代实物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西汉武帝铸五铢钱,既是第一个商业高潮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推动了第二次商业高潮的持续发展。第二次高潮的唐宋时期,出现了飞钱这种最早的汇兑业,出现了柜房这种最早的金融贮存、保管业和金融信贷业,宋朝开始出现纸币,正是商业发展对货币形式和职能发展变化产生的促进作用使然,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大发展。明清时期,出现的钱庄、票号等,使得金融信贷业成为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典质行业的兴起,都是商业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商品能够顺畅流通,商路的畅通是很重要甚至是很关键的。在战国秦汉时期,史书有关于商品流通的记述,但其实商业发展仍然受到交通工具、交通道路的限制。秦统一后修驰道,汉初“开关梁”,隋朝开凿大运河,唐朝完善驿传制度,说明交通运输对商品流通、商业繁荣的重要性。经济重心的东南移,南方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以及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唐语林》(卷八)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城市布局、人口流向,尤其是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更是中国商贸史上的重大变化。对外贸易(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朝贡等)、边境贸易(榷场等)和民族地区贸易的发展变化都与交通道路有直接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对商业的限制始终存在,无法完全打破,如官府的导向及政策,如轻商、贱商、抑商,对商品交易和市场的限制,纸币没有能发展成为信用货币、征收不合理的高额商税、海禁,以及官商勾结等,都会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只能是在限制与突破过程中不断寻求发展。
俏皮话经典歇后语
01、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鲁迅
02、懒惰行动得如此缓慢,贫穷很快就能超过它。——富兰克林
03、人生恰恰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池田大作
04、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史记汉书董仲舒传》
0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06、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做出好榜样,要有勇气在风言风语的社会中坚定地高举伦理的信念。——爱因斯坦
07、人在逆境里比在顾境里更能坚强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保全身心。——雨果
08、道足以忘物之得春,志足以一气之盛衰。——苏轼
09、对于不屈不挠的人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俾斯麦
10、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若禅
11、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站起来。——张海迪
12、壮心未与年俱老,去犹能作鬼雄。——陆游
13、良机对于懒惰没有用,但勤劳可以使最平常的机遇变良机。——尼采
14、伟大的事业,需要决心,能力,组织和责任感。——易卜生杜甫《忆昔》(其二)(当然了,准确的说这首诗是回顾辉煌,不是写现在的辉煌,但是关于辉煌的诗词这首诗是最典型的)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
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
洒血江汉身衰疾。
这首诗通过回忆开元盛世的辉煌,写出了盛世的繁荣气象,不得不让人感慨盛唐是多么伟大!
请你穿越时空,充分发挥想象力,把自己假想成一位唐朝的农民,向同学们描述你一天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情况。
农民在水田上辛勤劳作。唐代水稻的种植相当普遍,除了传统的苏浙、中原、关中、巴蜀等种植区以外(1),西北的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2),以及东北地区、华南的福建、岭南地区(3),均有水稻种植。农民们便在这范围巨大的水稻种植区域不辍耕耘。刘禹锡诗《送李中丞赴楚州》:“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4)描绘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城外农民栽下的万顷水稻长势正旺。李中《秋日登润州城楼》:“水连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5)是对润州(今江苏镇江)农民种植的大面积水稻的刻画。李嘉祜诗《秋晓招隐寺东峰荣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6)向人们展示了招隐寺(在今江苏镇江西南招隐山)附近的农民在山村周围刚栽下了万畦新稻的生活画卷。王维《送友人南归》:“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7)则是农民在汉水流域的郧国(今湖北郧县)栽种了似乎与天相接的大片水稻的例证。“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8)是皮日休看到的复州(今湖北沔阳)农民们在路旁栽了千顷水稻、院门外种了一渠莲藕的合理安排水田的场景。杜牧诗《郡斋独酌》:“我爱朱处士,三吴当中央。*[禾+罢]稏百顷稻,西风吹半黄”(9)为我们勾勒了三吴一带农民所栽的上百顷的*[禾+罢]稏稻即将成熟的美景。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农民也种植了大量的水稻,而且长势特好。卢纶的《送从叔牧永州》就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一事实:“郡斋无事好闲眠,粳稻油油绿满川”(10)。关中是历史悠久的农耕区,这里的农民当然重视农业生产,种植水稻的面积颇大。李华诗《咏诗十一首(十)》:“成阳古城下,万顷稻苗新”(11)就是例证。王维的《积雨辋川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12),也给我们昭示了位于关中的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县终南山下)稻田分布之广。巴蜀地区的农民利用地理优势将山泉引流到田间,种植了不少水稻。杜甫在夔州就亲见了用山泉灌溉水稻的景观。他的《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13)和《夔州歌十绝句》:“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14)既说明了山泉灌溉水稻的事实,又点明了农民在东屯栽种了相当面积的水稻。韦庄专门描绘了农民的《稻田》,他眼中见到的是“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程禾亚肥。更被鹭鹚千点雪,破烟来入画屏飞。”(15),水稻不仅种植面积非常大而且长得特别茂盛,一派诱人的景色。池州(今安徽贵池)九华山一带“万畦香稻蓬葱绿,九朵奇峰扑亚青”(16),说明农民种植的水稻面积也不小。唐代农民不仅在面积为“万顷”、“万畦”、“百顷”的广袤水田上种植,而且在小块水田上亦留下他们栽培的身影。“十亩稻香新绿野,一声歌断旧青楼”(17),在何扶的笔下,十亩稻田郁郁葱葱的景象跃然纸上。薛逢《题独孤处士村居》:“几亩稻田还谓业,两间茆舍亦言归”(18)点明了独孤处士几亩稻田、两间小茅屋的家业。毫无疑问,独孤处士就以这几亩稻田为业,勤劳耕耘。“小田微雨稻苗香,田畔清溪潏潏凉。”(19)李郢在山中行走时就感受到了农民在小块水田里栽种的稻苗在小雨中散发着清香。
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农民是否在为自己而劳作呢?不可否认,这中间应该有一点属于农民自己的土地,但绝大多数是属于地主的,而且地主占有的往往是良田。《唐会要》卷八五“宝应元年四月敕”中记载“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0)《全唐文》中也有不少记录:“美地农产,尽归豪奸。”(21)“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制,动涉千顷,年登万箱”。(22)《文苑英华》则说“上田沃土,多归豪强”(23)。看来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是好地,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地主占有多少土地,封建社会,作为统治者的地主,几乎是不可能亲自下田耕种的。那幺,在成千上万顷或是几亩、几十亩的田地上耕作的只能是农民。农民的辛勤劳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地主劳作。这些长势良好的水稻,无一不凝聚着农民的劳动和汗水。他们的辛勤劳作,为农业的丰收打下了基础。
农民劳动是艰辛的。薛逢有诗《邻相反行》:“东家有儿年十五,只向田园独辛苦。夜开沟水绕稻田,晓叱耕牛垦瘠土。”(24)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刚满十五岁的少年正夜以继目的在田间扶着犁把、吆喝着耕牛、辛苦劳作的画面。崔道融的《田上》也有这样辛酸的一幕:“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25),为了抓住雨水多这一时机,农民半夜就起来耕田,等人和牛都精疲力竭时,天还未亮。这种没黑没明的劳动,对农民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孟郊在《退居》中说“退身何所食,败力不能闲。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26),不劳动就没有饭吃,为了生计,农民不得不日夜劳作,既要种稻又要砍柴,他们永远在忙碌着。张籍《江村行》:“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耕场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芦中泥。”(27)是对农民在南塘抢栽稻子时不顾衣服上粘满泥浆的特写。即便是寺院,也要耕作。元稹在大云寺见到的场景是“获稻禅衣卷,烧畲劫火焚。新英蜂采掇,荒草象耕耘。”(28),寺院的人也要卷起禅衣,下田收稻,用象犁田。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农民的辛勤劳作,换来了水稻长势的良好和即将丰收的美景。不管收获物有多少归农民所有,但他们的喜悦之情还是溢于言表。除了上文我们见到的“万顷水田连郭秀”、“万畦香稻蓬葱绿”,“绿波春浪满前陂”、“十亩稻香新绿野”等,在诗人们眼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景色。李嘉佑在南浦渡口(在今江苏南京市西)看到“东风潮信满,时雨禾亢稻熟”(29),在楚州(今江苏淮安),他见到的是“山阳郭里无潮,野水自向新桥。鱼网平铺荷叶,鹭鸶闲步稻苗”(30)。看来楚州一带的水稻在农民的辛勤管理下,确实长得好,就连鹭鸶也被吸引而在稻田中散步。李颀不仅自己欣赏着稻田的美景,而且将见到的稻作景色告诉好友,他在《寄万齐融》中说“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31)在《寄綦毋三》中说“南川秔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32)。李氏眼中,香稻长满了稻田,稻花映照了整个县城。这预示着丰收即将来临。把这些即将来临的丰收场景告诉朋友,和他们一起分享,那该是多快乐的事!王建在途经河南开封时,见到“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33),便即兴写下了《汴路水驿》。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面对郁郁葱葱的稻田,禁不住吟诵:“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34)。农民收获前和收割时的快乐更被诗人们所捕捉。韦应物在《襄武馆游眺》中写下“是时秔稻熟,西望尽田畴”(35)的佳句,勾画出成熟的秔稻一望无边。“场黄堆晚稻,篱碧见冬菁”,(36)刘禹锡的《历阳书事七十韵》告诉我们历阳(今安徽和县东、长江北岸)的晚稻收割后正堆放在稻场的事实。“稻黄扑扑黍油油,野树连山涧自流”(37),卢殷诗《雨霁登北岸寄友人》则是描绘在小雨刚刚停止,诗人登上河岸时看到的是一派稻子黄了、黍苗长势正旺、树木与山相连、山涧溪流淙淙的田园画卷。“渭村秋物应如此,枣赤梨红稻穗黄”,(38)白居易路过内乡(今河南内乡),见到的是枣儿、梨子红彤彤的、稻穗黄灿灿的喜人景况。“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39),罗隐《姑苏城南湖陪曹使君游》则点画了苏州(今江苏苏州)水乡水稻丰收在即、游客留恋忘返的情形。“故溪黄稻熟,一夜梦中香。”(删钱起的《江行无题一百首(九十八)》记述了他接近家乡浙江吴兴时见到黄稻成熟、晚上做梦都是香甜的愉悦心情。韦庄的《雩}杜旧居二首》:“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41)让我们似乎亲眼目睹了鄠杜(今陕西户县、杜阳县)周围鱼米之
乡丰收的美景。张演的《社日村居》更为我们描绘了一场人间少有的欢欣:“鹅湖山下稻粮肥,豚穽鸡栖对掩扉。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42)。春社之日,农民相聚在一起,庆贺丰收,开怀畅饮,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这场景,是农民对自己节日的最好祝贺!是勤恳劳作之后的真情流露!“稻穗黄”、“红稻熟”、“稻粮肥”,正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诗人们的吟唱,实际上是对农民辛勤劳动的肯定、赞美和褒扬。
不管这些收获物中有多少属于农民,但由于是自己亲自耕耘、亲手栽种、施肥、收割,他们看着也是高兴的。农民辛勤耕耘换来了粮食的丰收,也为唐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这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唐代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提,使唐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
获得好收成是不易的。农民们在种稻过程中,既要与自然界的恶劣天气做斗争,又要预防危害稻子的生物。王建《水运行》:“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饿。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辛勤耕种非毒药,看著不入农夫口。……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43),因为暴风恶雨下个不停,农夫栽下的稻苗几乎没有成活的,即便多少有一点点收获,也被官府征去供给戍边的士兵了。辛勤耕种所获得的成果,农夫也没有享受到。暴风恶雨给水稻带来的多是灾难。许浑的《汉水伤稼》序中说“此郡虽自夏无雨,江边多穑,油然可观。秋八月,天清日朗,汉水泛滥,人实为灾。轸念疲赢。因赋四韵。”其中有“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园秋生动地风。高下绿苗千顷尽,新陈红粟万廒空”(44)句。本来是“油然可观”,可一夜大水,汉江岸边江村的千顷绿苗就连红粟全被冲走。“积雨晦州里,流波漂稻粱”,(45)皮日休的《太湖诗》则使我们看到了太湖上因雨水溢涨而使水稻漂浮的残景。洪水泛滥给农民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与此相反的是旱灾。陆龟蒙的《五歌·刈获》“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芒粒稀疏熟更轻,地上禾头不相挂。我来愁筑心如堵,更听农夫夜深语。凶年是物即为灾,百阵野凫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萧条九穗空。”(46)从春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早稻长势就不太好,再加上野凫和田鼠的糟蹋,绝大部分的稻穗就没了收成。白居易则为我们描述了另一种自然灾害:“九月霜降秋寒早,禾穗未熟皆青干。”(47)因为天气过早寒冷,稻穗还没熟就干了。即使能收,产量也是大大降低。司徒空诗《杨柳枝寿杯词十八首》:“稻畦分影向江村,憔悴经霜只半存。”(48) 寒山诗《诗三百三首六十六》“枯槁非竖卫,风霜成夭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49)也是明证。而在东南沿海,有另一种特殊的危害水稻的现象即带有盐分的潮水。史料记载“福州长乐郡,……闽(县),望。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二年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50)从中反馈的信息可知:在大和二年(828年)堤筑成以前,带有盐分的潮水灌入田中,造成秧苗多。若我们仅从唐代建立之初即武德元年(618年)算起,至大和二年(828年)亦有二百一十年。那么,在这二百一十年里,带有盐分的潮水对闽县水稻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自然的因素,还有生物的侵害。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在《鲁城民歌》中唱到“鲁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50)。诗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鲁地(今山东兖州一带)种植的水稻全部被水淹没;而官府年年征调农夫去抓螃蟹,致使百姓难以生活下去。为什么官府年年征调农夫去抓螃?那是因为螃蟹对水稻有危害。螃蟹对水稻的危害可不能小看。唐彦谦专门写下《蟹》这首诗来提醒我们:“湖田十月清霜坠,晚稻初香蟹如虎”。(51)他把螃蟹比喻成老虎,可见螃蟹对水稻的危害之大。
更有甚着的是蝗虫。史载,兴元二年(784年)“五月,有蝗虫起自东海,西至垅坻,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苗稼无遗”;开成二年(837年)“魏博、淄青、河南府并奏蝗害稼”(52)。仅从这两次蝗灾就可以看出,当时蝗灾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据学者统计,仅安史之乱以来,较大规模的水、旱、蝗灾就有十余次。(53)而整个唐代,则有48次之多。(54)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生物的危害,再加上官府无休止的劳役,如此下去,必然是“百姓不可活”!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们从种到收,每时每刻都可能遭遇洪水、旱灾、霜冻等自然灾害,还会有螃蟹、野凫、田鼠和蝗虫的糟蹋。由此,农民要取得水稻最后的丰收,那是多么的艰难!
收获后的喜悦也并不长久,接下来的租赋和巧夺豪取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雉输稻粮。”(55)杜甫在《壮游》诗中揭露了这样的现实:被地主征掠的粟和稻竞是去喂官府的马!杜氏的《忆昔二首(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56)描写了开元之时,粮食丰收,人民生活相当安稳;而写诗之时,却是物价飞涨,田地无法再种了。杜甫的另一首诗《岁晏行》:“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57)不管米贵或是米贱,对农民来说,都是一个“伤”字;达官贵族们厌倦了酒肉,而农民则是家徒四壁。白居易《杂兴三首(二)》:“越国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风日燥水田,水涸尘飞起。国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宫里。馀波养鱼鸟,倒影浮楼雉。澹滟九折池,萦迥十馀里。四月芰荷发,越王日游嬉。左右好风来,香动芙蓉蕊。但爱芙蓉香,又种芙蓉子。不念阊门外,千里稻苗。”,(58)借古讽今,指斥统治者在干旱极为严重的情况下,竟不让农民引水灌溉,却把水引入王宫,养鱼养鸟,种可观赏的芙蓉,让王公大臣游戏。而农民们的稻苗却因干旱而掉。统治者“饥时期农耕,寒衣俟蚕缫”,(59)而此时为了自己的玩乐,也不顾农耕了。白氏的另一首《自题小草亭》:“绿醅量碱饮,红稻约升炊。龌龊豪家笑,酸寒富室欺。”(60)则着力刻画了地主饮着美酒、吃着红稻做的饭,不时发出龌龊的笑声的场景。那龌龊的笑声中,渗透着对百姓的欺压!而他的《杜陵叟》:“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中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61)让我们仿佛看见杜陵叟在麦稻均无收获的情况下,仍要典桑卖地交纳官租的悲惨景象。面对这景况,白居易禁不住问道:农民明年的衣食该如何解决?!“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岁暮雪霜至,稻珠随陇湮。吏来官迫税,求质倍称缗。”(62)元稹《赛神》诗亦揭露官府在稻子还未收到家之前就来收税的事实。我们熟悉的李绅《古风二首(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63)带给我们的是深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唐懿宗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在他所上的一份《直谏书》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原因。他说“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理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不得葬,八苦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64)在这样的压迫和剥削下,即便“秋收亿万颗子”,百姓也无法活下去!
最有说服力的要算皮日休的《正乐府十篇·橡媪叹》:“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站。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65)以橡媪为代表的农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稻子的丰收。他们细心收割,生恐把杂质带进谷堆;又精心舂米。舂好的米,粒粒都像玉耳坠般的圆润晶莹。这样的丰收美景,橡媪应该无衣食之忧了。但橡媪却是面临以橡实充饥的现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又怎么会同时发生呢?皮氏的答案是:一是租税之苛重。农民的全部收获,除了“纳于官”之外,竟一无所余。丰年尚且如此,荒年就更不堪设想了。二是贪官污吏的勒索。他们趁丰收之年大捞一把。“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官吏从中剥削比官税还要多!三是“私债”的剥削。晚唐社会“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他们利用“农时”以官粮放私债,“农毕”自己获得厚利,再把本钱归回“官仓”。国家的官粮竞变成了官吏残农害民、大饱私囊的本钱。这三重剥削夺了农民的口中食,农民只好“自冬及于春,椽实诳饥肠”。通过橡媪的遭遇,诗人既控诉了当官者的沉重剥削,又表现出对农民的极大同情。于是“不觉泪沾裳”了。
除了上述的盘剥,农民还要向朝廷交土贡。《新唐书》中记载了不少作为贡品的水稻品种:大香禾亢、小香禾亢、水土稻、粱米、赤松涧米、黄陆米、节米、糯米、乌米等(66)。唐代的贡品与按丁或资产征收的正规赋税不同,它通常不是向编户某个人或某个家庭而是普遍征收的,因而,对农民就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剥削。同时,由于各地土特产的不同,贡物的名称和数量也就不同,这就便利了各地官员利用给朝廷上贡而从中渔利。毫无疑问,贡品越多,农民遭受到的剥削会更沉重。
一边是“农夫犹饿”,一边是“朱门酒肉臭”。统治阶级的奢侈和腐化,正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辛苦劳作成果的沉重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上的!
剥削的沉重使农民难以生存,于是他们首先选择了逃亡。宪宗和穆宗时曾在朝廷做官的李渤曾说“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闵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几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石投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67)李渤不仅指出了农民逃亡的事实,而且分析了个中缘由:聚敛之臣,欺下媚上,无休止、无限制的剥削农民,致使农民纷纷逃离家园。从数字上看,逃户在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实在不少。而即使逃到深山老林,也仍然摆脱不掉统治者的剥削,因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68)。其次,即便不逃亡,农民们也要脱离农业。白居易《赠友五首(二)》“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矻矻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畲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毕竟金与银,何殊泥与尘。且非衣食物,不济饥寒人。弃本以趋末,日富而岁贫。所以先圣王,弃藏不为珍。谁能反古风,待君秉国钧。捐金复抵璧,勿使劳生民。”(69)为我们提供了例证。由诗句反映的内容看,采金和采银是非常辛苦的,既披砂又凿石,从冬到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手足尽皴胝”。作为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他们深深地知道:金银“且非衣食物,不济饥寒人”,但农民仍不再从事干了多年的农业,“弃本以趋末”。原因可以从作者最后的“勿使劳生民”句找到,那就是统治者过度地“劳”民!这一个“劳”字,包含了农民遭受的种种剥削!这使人禁不住想起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中的名句“苛政猛于虎也”。农民们在走投无路时只能揭竿而起,推翻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有唐一代,据诸葛计先生所列举的农民小规模的反抗斗争就有36次之多(不含边境少数民族的反抗起义和一些性质难明的反唐斗争)(70)。而裘甫领导的浙东起义以及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则最终给唐代统治者敲响了走向衰亡的丧钟。
李白的词 清平乐 禁闱清夜, 月探金窗罅等全文赏析
顾名思义,“清平乐”即“清明太平之世的音乐”。如果我们将《尊前集》中列在李白名下的《清平乐》确定为李白所作的话,那么李白写作此调的时候或许是可以当得起“清明太平之世”的。 《尊前集》成书的具体年代不可考,学界一般认定为北宋初。此集错谬甚多,并多有张冠李戴的现象。如将韦庄两首《菩萨蛮》中的句子乱抽出来拼为一首,并讹为李白所作。因此,后人多怀疑该集中署名李白的《清平乐》系后人伪托。而《花间集》则系由五代后蜀的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前编成,集中收入了温庭筠、韦庄等人的《清平乐》作品。如果李白《清平乐》的创作权被“剥夺”的话,那《清平乐》的首创权恐怕就要落在温、韦的名下。 但是,同样是五代后蜀的欧阳炯在写于广政三年的《花间集叙》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①集》。”这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认定李白创作《清平乐》的文字。在这里,欧阳炯在“温飞卿”前加上“近代”两字,说明他与温的时间距离并不太遥远。其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温庭筠肯定不会是《清平乐》最早的创作者,因为在此之前他起码已听说了,远在二百年前唐明皇朝时,“则有李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的事。 南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云:“唐吕鹏《遏②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疑非太白所作。”据此,大概可知这四首《清平乐》原载唐人吕鹏的《遏云集》。但《遏云集》今已佚。黄氏认为四首中前二首系李白所作,而以“后二首无清逸气”,怀疑它们不是李白的作品。就内容来说,前二首写的都是宫闱的故事,倒是颇切合“应制”二字,但如以“清逸气”来要求之,则未必当得起: 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 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窍窕,折旋笑得君王。 禁闱秋夜。月探金窗罅③。玉帐鸳鸯喷兰麝。时落银灯香灺④。 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谁边。 这些奉帝王之命而制作的作品,即便才如李白,恐怕也难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 如果我们认定欧阳炯所说的没错的话,则李白创作这些《清平乐》的时间当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他应诏入长安到天宝三年被“赐金放还”的三年间。天宝元年,四十二岁的李白被玄宗征召,来到京城。那时的李白以诗文名动天下,太子宾客兼著名诗人贺知章尝惊异于他的才华与风神,称他为“谪仙人”,唐玄宗也对他表现出莫大的尊崇。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他为李白的《草堂集》所写的序中记下了李白一生中这一最“辉煌”的片断: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以上所记录的这些细节和话语,看来不会是李阳冰的“合理想象”,而应该出自李白对他的叙述。这应该是关于李白受到皇帝“宠幸”的最可靠的资料。但据李白此次在长安三年的“遭遇”看,李隆基对他的尊崇恐怕更多的是统治者对一个大诗人大文豪的“礼贤下士”,他并没有将李白看作是一个治国安邦的人才,而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替自己舞文弄墨歌功颂德的文士。从李白被封为“翰林待诏”一职就可以看出端倪。这一职务并没有什么实权,也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替皇帝起草文书,或为皇帝的宴游活动写写助兴诗文,实际上就是一个御用文人的角色。而这与李白到长安来的目的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李白供奉翰林三年也没干几件正经事,无非就是喝喝酒、会会友,间或被皇帝召去陪侍,写几首诗,作几篇文,如此而已。那些“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一类的故事,似乎很威风,也很长脸,但只是一些传说而已,即便是真的,也只能说明李白在当时的确受到了皇帝的宠幸,而不能证明李白就如何地了得。从那些流传至今已被确认为李白创作的作品看,也能看出李白当时所充任的是什么角色: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这三首名为《清平调》的著名作品是李白为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度身订做”的。唐诗人李绅之子李濬⑤的《松窗杂录》详细记载了此三词的创作过程,从中可看出李白作为“翰林待诏”干的都是些什么活计: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⑥未解,因援笔赋之。(词略)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 唐玄宗要的只是一个在他“赏名花,对妃子”时能提供“新乐词”的文学侍从,他并不需要李白为他“济苍生,安社稷”,因此,李白也只能陪侍在皇帝与妃子左右,写些“花比美人”的无聊诗作,这对于心比天高、胸怀大志的李白来说无疑是极痛苦的事。伟大的诗人不可能甘心于充当终日以才艺博君主一笑的“弄臣”角色,于是,“赐金还山”便成了李白无奈而必然的选择。 李濬曾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自秘书省校书郎入直史馆,其生活年代距李白(701—762)不算远,况其出身官宦书香之家,其父李绅历仕穆宗至武宗各朝,官至宰相,所作《悯农》二诗为世所传,故李濬“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松窗杂录》),其所述的可信度应该是颇高的。上引文字生动传神,极富故事性,文中描摹唐玄宗、李龟年、李白、杨贵妃等人,无不形神兼具,摇曳多姿,使我们在一千多年后,仍得以一窥唐代上层阶级的生活状况与人物风范,殊为难得。 总以为李白的《清平调》和《清平乐》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许它们都是“应制”作品?或许它们都出于“清平”之世? 天宝初年,唐皇朝起码仍维持着表面的繁盛,那个使强盛的唐朝走向衰败的安史之乱要到十四年后才发生。在这之前的二十九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段黄金岁月,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治之世,史称“开元之治”。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它的盛况:至开元末年,全国的户口数与唐初比竟增加了四倍!杜甫有《忆昔》诗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开元盛世在杜甫笔下显得形象而具体,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富足康宁的景象,所谓“清平”之世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开元之治长达二十九年(713—741),这一时期,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诸领域都呈现出高度的繁荣,国力鼎盛,无与伦比,史称盛唐。可是,在繁盛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强盛的唐朝也不能逃脱盛极必衰的铁律。公元七四二年,唐玄宗改元天宝,被盛世的光芒遮蔽的各种阴暗开始一一凸现,从此,唐皇朝进入了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李白就是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来到长安的。 李白在长安看到了“清平”的尾巴,那些名为《清平调》或《清平乐》的诗作,或许寄托了他对“清平世界”的理解!? 由于《花间集》被保存下来的缘故,我们得以看到温庭筠、韦庄等人的《清平乐》。从李白到温庭筠,这中间的时间跨度约一百年。一百年过去了,光芒四射的盛唐变成了衰败暗昧的晚唐,整个国家也已经从治世变成了乱世,温庭筠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混乱不堪、战乱不断的社会。他们的《清平乐》褪去了“清平”的外衣,带上了悲苦的色彩: 上阳春晚。宫女愁蛾浅。新岁清平思同辇。争奈长安路远。 凤帐鸳被徒熏。寂寞花锁千门。竞把黄金买赋,为妾将上明君。 同为描写宫闱之作,温庭筠此作与李白之作迥然不同,“一笑皆生百媚”的灿烂与“寂寞花锁千门”的暗淡,折射出盛世与末世的巨大反差。此词是第一次在文字中出现“清平”二字的《清平乐》,似值得注意。 而韦庄的《清平乐》则是代思妇立言,这是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现象,在“莺啼残月”的花间氛围中,“伤春伤别”的传统意绪被轻轻带出: 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门外马嘶郎欲别,正是落花时节。 妆成不画蛾眉, 含愁独倚金扉。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 结尾两句颇具巧思,看似无理而实则符合感情发展的脉络。 在整个晚唐五代的《清平乐》中,李煜所作是最具想象力和艺术冲击力的一首: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据说,李煜的弟弟从善入宋被留作人质,李煜请求宋太祖放还,不允,李煜忆念从善,遂作此词。北宋陈彭年《江南别录》载: (后主)遣长弟从善入贡,因留质。后主天性友爱,自从善不还,岁时宴会皆罢,惟作《登高赋》以见意,曰:“原有鸰兮相从飞,嗟我季兮不来归。” 陈彭年(961—1017)是太宗、真宗时人,曾任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著有《唐纪》、《江南别录》等,因此,他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而南宋大诗人陆游在他的《南唐书》卷十六中对此更有详细的记载: 从善字子师,元宗第七子……开宝四年遣朝京师,太祖已有意召后主归阙,即拜从善泰宁军节度使,留京师,赐甲第汴阳坊……后主闻命,手疏求从善归国。太祖不许,上疏示从善,加恩慰抚……而后主愈悲思,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由是岁时游燕,多罢不讲。尝制《却登高文》曰:“……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岗兮跂予足,望复关兮睇于目。原有鸰兮相从飞,嗟于季兮不来归……” 李煜不是个好皇帝,但却是个具有真性情的人,他对弟弟的怀念是真挚感人的,这样一种手足之情一般在皇帝身上很少能看到。 李煜是个悲剧人物,就他的性情和所具有的极高的文学艺术天赋来说,其实他并不适宜当皇帝;但他“不幸”生于帝王之家,自从他的哥哥太子李冀去后,后主的冠冕就无可逃避地历史地落在他的头上。郑文宝《江表志》载: 后主讳煜,字重光,母曰钟太后。太子冀薨,后主当立,钟漠以其德轻志放,请立弟从谦。嗣主不可,遂以太子总百揆。嗣主南幸洪都,后主留居守金陵,数月嗣主殂,遗诏就金陵即位。 陈彭年《江南别录》也说: 后主讳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之风。母兄冀为太子,性严忌,后主独以典藉自娱,未尝干预时政。冀卒,立为太子…… 据以上记载看,李煜做皇帝带有点偶然性,他似乎也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故一向“独以典藉自娱,未尝干预时政”。但是,皇帝与诗人艺术家是两种何等不同的职业!当国家的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在李煜身上时,他显然未能转换角色身份,仍然终日沉迷于写诗填词作曲绘画,以诗人的方式与性情来治国,想要不亡国辱身,看来也真难!宋太祖尝曰:“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引《西清诗话》)这话当然也对。但“作诗工夫”与“治国事”压根就是两码事,你叫李煜如何去弄! 作为艺术天才型的皇帝,李煜在生活方式上的风流与奢靡自不待言,那种奢靡有时使人觉得很夸张: 小说载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者,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烛,亦闭目云:“烟气愈甚!”曰:“然则宫中未尝点烛耶?”云:“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北宋王铚在《默记》中记载的这则小故事从最日常的角度显示了李煜生活的穷奢极欲。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赵匡胤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李煜再励精图治,再勤政爱民,再节俭克己,最多也只能够再苟延一些时日,身国灭的下场怕是免不了的。所以李煜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更是时代性的,他的不幸,在于他本质上是个诗人却当了皇帝,更在于他生在赵匡胤这样一个强悍者的时代里! 宋人用《清平乐》调来进行创作的不算少,其中不乏张先、柳永、大小晏、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贺铸、辛弃疾这样的名家,然而好作品却并不太多。黄庭坚的这首《清平乐》算是名作: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黄庭坚作诗喜欢用典故、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但此词却写得清新爽朗,明白如话,与其诗风大异其趣。词作表达了一种惜春情怀,流露出对美好事物逝去的淡淡忧伤与无奈,“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用语与构思俱佳,与王观《卜算子》中句“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异曲同工,都显示出一种“情痴”的气质。 宋代理学昌盛,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等等是道学家们常挂在嘴边的说教,但宋代文人在私生活上还是相当风流放任的,文人狎妓可说是当时较普遍的现象,这类生活现象在宋词中每有反映。下面的这首《清平乐》描写了一次的全过程,从中可窥见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羞蛾浅浅。秋水如刀剪。窗下无人自针线。不觉郎来身畔。 相将携手鸳帏。匆匆不许多时。耳畔告郎低语,共郎莫使人知。 此词系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士人杨师纯所作,杨湜⑦的《古今词话》对此词的创作经过有生动的描述: 庐陵杨师纯登第年,泊舟江岸。邻舟有一姝美而艳,与师纯目色相投,未尝有一语之接。一日,师纯乘酒醉跳为邻舟径获一欢。因作《清平乐》词以遣:“羞蛾浅浅(略)。” 这种苟且偷欢的行径做了也就做了,一般都不愿张扬,但宋代文人却要用作品将它记下来,似唯恐世人不知,大有以此炫耀夸示的意味,这也是当时世风如此吧! 宋人的《清平乐》中最优秀的作品应该是辛弃疾的《村居》和《独宿博山王氏庵》,这两首作品,一清新秀逸,一雄放沉郁,显示出辛弃疾作为一个大诗人的丰赡宏富: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⑧注》,这两首作品当系作者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至十四年(1187)闲居信州(今江西上饶)时作。被南宋朝廷冷落而长期赋闲家居的辛弃疾,内心的愤懑、苦闷和孤寂就流露在《独宿博山王氏庵》一词中,而《村居》则体现了作者心中的宁静与平和,一种被田园和乡村的自然质朴召唤出来的对生活的热爱…… “清平乐”一定是中国文人灵魂深处一种最本质的渴望。 盛唐时,李白面对美丽的妃子,用“云想衣裳花想容”式夸张,做了一个缥缈而绮丽的梦。 梦很快被鼙鼓与马蹄的急骤击碎。 尖利的啸声猖獗而疯狂,划破不可多得的清晨的宁静。 悠闲的日子渐行渐远,明媚的歌再也没有昔日的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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