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什么意思-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1.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析
2.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
3.分析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所表现的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4.现代诗歌的特点是什么?最好可以举例!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析
人道精神铸诗篇
——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即杜甫在成都草堂定居后的第二年八月,这时诗人已经五十岁。这首诗通过茅屋被秋风所破的惨状以及屋漏雨湿苦况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宁愿自己受冻而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主义胸怀。
杜甫于“安史之乱”后,经过了一番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国破民困之痛和饥寒交迫之苦。于乾元二年(759),他“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到达了四川的成都。这年春天他从洛阳到华州,秋天自华州到秦州,冬初自秦州到同谷,年底由同谷入蜀。杜甫携家带眷,长途跋涉,一路之上见到的是饿殍遍地、白骨满野的惨象,听到的是征战不息、不已的讯息,过的是“不爨井晨冻,无衣夜床寒”(《空囊》)的日子,有时甚至还要靠拾橡栗、挖野芋充饥。到了成都之后,得到友人严武等人的帮助,在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他自称为“浣花草堂”。杜甫对草堂很是满意,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为农》)。成都政局的暂时稳定,自己由飘泊流徒转为定居,使杜甫的心情逐渐愉快起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 自然环境安静优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家庭生活怡然而乐;“童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 (《早起》)日子是多么优裕舒适。诗人在此安居了一年多时间,正当草堂经营得初具规模时,他避开了政治的暴雨,却碰上了自然的狂风——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风速很快,风势极猛,风力特大。“八月秋高风怒号”,首先点明八月这台风季节,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接着于“秋高”后缀以“风怒号”,写出了风云突变,狂风骤至。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蓦地风吼如雷,震天撼地,从这天时变化之快上,可见风速之快,从“怒号”的声势上,足证风威之盛。接着诗人从四个侧面来具体表现风力之猛:卷起屋上“三重茅”草,可见千钧之力,茅飞渡江,可见送程之
远;高挂林梢,可见飞扬之高;下沉塘坳,可见旋动之势。因为址卷了“三重茅”,所以也才有到处飞洒的可能。从卷起茅草的“多”和茅草飘飞的“远”、 “高”、 “低”几方面把风写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如感其力。写风愈大,愈显得屋破之惨。
秋风破茅屋,是诗中叙写的主要事件,也是借以抒发感情的基础,因而从风写起,并紧扣住风与茅的关系行笔,因风大而茅飞,由茅飞见风势,这不仅一下子就点明了题意,而且为下文写与儿童争茅、屋破雨漏设置了条件。风本无形可睹,只有通过受风之物来表现。使风具体化,可以写树木折断,也可以写江河如沸,而诗人只收笔于茅上,笔墨集中,语言经济。风破茅屋,诗人眼看惨淡经营的茅屋毁于一旦,痛心疾首,他多么想收集残草,重新整修。可是一群邻村儿童却又乘风抢草——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依杖自叹息。
这一富有戏剧性的镜头,把诗人焦灼的心情写得形象逼真。南村群童看到遍地乱草,争着拾回去烧火,诗人大声制止也无效,他们身子一闪就躲进竹林中去了。我们看到年老体弱的诗人,在呼啸的狂风之中,一面抢着去抓那些稍迟即逝的茅草,一面呵斥行动敏捷的拾草小孩,草飞迅疾,他行动迟缓,风声尖厉,他声音嘶哑,更加显得诗人的心急如焚。
这一风中夺茅的插曲,作者意在表现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虽然诗中用了“群童欺我”、“忍能对而为盗贼”等带有贬意的语句,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大风把茅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要想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这一节仍然是围绕着“茅”来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诗人跌跌撞撞追不上茅草,唇焦口燥喊不住群童,只有归来倚杖自叹息,他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知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损船偏遇顶头风,破屋又遭连夜雨,诗人在叹息声中,又迎米了新的灾难——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风定雨至,屋漏难眠,屋破之后,穿风漏雨,一家人都难以入睡。“娇儿恶卧踏里裂”,“恶卧”是说小孩子不好好睡觉,不是一般的“睡态不好”。因为“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床上地下已是雨水漫流,秋风秋雨冷飕飕,加上“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败絮,又硬又冷,小孩子怎么经受得了,那里能酣然入梦。他们在那里乱踢乱蹬,陈旧不堪的被里子也给蹬裂开了。诗人自从社会以来,国家安危常燃烧着他的心,民生疾苦常煎熬着他的胸,使得他经常失眠。如今身在屋内,抬头见天;躺在床上,身边有水,眼看小儿都难入睡,自己又怎能合眼。抚事感时,万念交集,自然通宵不眠了。
写屋破雨漏的苦况,诗人取娇儿“恶卧”这一典型细节很有代表性。无知小儿原是嗜睡的,他们固然不知忧国念民,即就是风破茅屋,他们也是不知生活的艰辛的。可是现在却不好好睡觉,由此更可想知大人一定在那里唉声叹气,想得很多,很远。漫漫长夜,诗人横思纵想,千感万虑,最后归结为一点——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颠,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玻受冻亦足!
一家处于风袭雨凌之中,诗人不拘于一家的寒暖,不囿于一己的哀乐,而大声疾呼拯天下寒士于凄风苦雨之中,救广大贫儒于水深火热之间,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放射着人道主义的灿烂光华。如前所述,诗人久经丧乱而到成都,劫后余生,对安定的环境自然十分珍惜。诗人得以筑成草堂是不容易的,对可以安居的草堂感情是很深厚的。这次台风袭击,将茅屋前的楠树也绐拔了。“虎倒龙颠委榛棘”,“草堂白此无颜色”,(《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他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是很痛惜的。诗人在这种境遇之下毁了安身之所,不陷在个人的悲苦穷愁之中,而是想到“天下寒士”有风雨不动的广厦千万间,胸怀是多么开阔,思想是多么高尚。
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诗人,目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惨痛现实,身受兵荒马乱的荼毒,备尝辗转流徙的苦味,他忧国忧民,多么希望改变现状哟;“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更横索钱”(《昼梦》),“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他希望省刑罚、薄税敛,可是却找不到使得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真正好办法。杜甫找不到救治社会的药方,徒有改造社会的愿望。他这种“吾庐独破受冻亦足”舍己为人的思想很是难能可贵,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应该予以肯定;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自屈原以来文人创作的优良传统。
这首诗由叙事和抒情两大部分组成。诗的主旨全在篇尾的一段抒情,激情奔放如山呼啸,思想闪光似霓红丽天,可是诗人却从叙事入手,因事入情,借事抒情,抒情如水到渠成,孕足而娩。
叙事时径情顺连,由叙事到抒情,则逆义反联。叙事按风来、屋破、雨至、屋漏的顺序,依下午、傍晚、入夜、夜深的次第来写,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与雨的变化,写足了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况,一苦风卷茅草,二苦群童抢草,三苦屋漏雨湿,四苦通宵难眠。在苦之难熬的基础上,展开了联想,想到天下寒士如何才不苦。由自己的受寒,想到天下寒士;由自家的屋破,想到风雨不动的广厦,由一家的愁苦想到天下寒士的欢颜。这样写,联系自然,对比强烈,写出了新意,拓开了境界,使人感到诗人身居破屋之内,辗转床褥之上,却心游四海,胸怀八荒。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语畅情酣,充分发挥了歌行体自然流丽的长处,对于擅长排律的杜甫说来,自然属于难得的佳作。这是因为内容决定了形式,表现狂风乱雨、茅飞屋漏等,如果孜孜以求对仗工整,斤斤计较声律的细密,则将束缚感情的宣泄。且杜甫入蜀之后,诗风也有所变化,社会生活促使诗人的世界观、艺术观起了变化。明代胡震亨就指出“千载仅有杜诗,千载仅有杜公诗遘耳”,“论杜诗者论於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 (《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也就是说有如此生活才有如此之诗。这种明白如话的语言,如脱口而出,无丹铅之色,无扭捏之态,无矫饰之音,白描式的勾勒,形象逼真,动人心魄;加之语句参差错落,基本七言,间之以短的二言,长的九言、十一言,在慢声中有顿挫,有助于跌宕起伏的感情表达,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人道主义胸怀,一向为人所称道,因而此诗曾被誉为富于人民性的优秀篇章。而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却认为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谈不上有什么人民性。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首诗的人民性问题,现在谈谈我们的看法。
郭老认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主要就是看作者是否站到人民的立场和表现了人民的感情。杜甫的这首诗中“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 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没有功名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我们认为这种对诗的分析不切合实际,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
先谈“他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的问题。秋风破茅屋,把茅草吹得到处乱撒,一群邻村儿童乘风抢草,诗人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一段风中夺茅的描写,虽然用了“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其词面虽带有贬意的语言,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是意在表现诗人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诗人经过较长时间地集资,惨淡经营而成的草堂,一旦毁于台风之下是很痛心的。大风把茅屋上的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想要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公然抱茅入竹去”的那些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唇焦口燥呼不得”的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也就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因此诗人“归来倚杖自叹息”,就不纯然悲叹世风日下,风俗不淳,而是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明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诗的这部分描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更为最后翻跌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愿望预设了对比条件。我们解诗时决不可浅看字面轻为诠释,刘勰讲:“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文心雕龙.知音》)“忍能对面为盗贼”,不可轻解为“好忍心呵,当我面就做强盗。” (郭老的译文) “忍能”是“竟能”的意思,“为盗贼”也只是“抢夺”之意。这和“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新安吏》),“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 (《陪章留后侍御(彝)宴南楼》)等诗中的“贼”、“寇盗”含意不能等同。至于说称自家的小孩子为“娇儿”,同样是为了显示屋破后的苦况。疼爱的孩子不愿意睡觉,是因了“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老絮,又硬又冷,加之“床头屋漏无干处”,雨湿后更难安睡,把被里子都蹬裂开来了。本是希望娇儿早早入睡,可是又无法安眠,这不更显得屋破雨漏的苦不堪言吗?因此,不要只从“盗贼”、 “娇儿”的字面上看,就判定诗的内在感情。当然诗人对于抢茅草的群童和自家的孩子,因关系有亲琉之别,具体情况又有利害得失,自然感情上也不是一视同仁的,更不会爱邻村群童胜过了自家子女。对于封建士大大来说,我们也不应作这种苛求。
再谈他所要“庇”的“寒士’’的问题。郭老因为先给杜甫定了地主阶级意识,因而也就认定寒士是“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其实“寒士”也就是指贫穷的人。《南史·刘祥传》:“彦回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能免寒士。”这里的寒土,就是指贫微之人。再说,即使寒士是指未得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又怎么不可以归为“民”和“人民”呢?封建社会中也决不只有农民才称之为人民的,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
知音
作者:刘勰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
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
流郑*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文言文翻译:
《知音》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论述如何进行文学批评,是刘勰批评论方面比较集中的一个专篇。
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知实难逢”。刘勰举秦始皇、汉武帝、班固、曹植和楼护等人为例,说明古来文学批评存在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不良倾向,而正确的文学评论者是很难遇见的。第二部分讲“音实难知”。要做好文学批评,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从客观上看,文学作品本身比较抽象而复杂多变;从主观上看,评论家又见识有限而各有偏好,所以难于做得恰当。根据这种特点和困难,第三部分提出了做好文学批评的方法:主要是批评者应博见广闻,以增强其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排除私见偏爱,以求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品;并提出“六观”,即从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等六个方面着手,考察其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这六个方面能否恰当地为内容服务。第四部分提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说明文学批评虽有一定困难,但正确地理解作品和评价作品是完全可能的。最后强调批评者必须深入仔细地玩味作品,才能领会作品的微妙,欣赏作品的芬芳。
《知音》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特点、方法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并涉及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和文学欣赏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本篇都讲的比较简略,还须联系全书有关论述,才能全面理解刘勰的文学批评观点。刘勰的批评实践,基本上是贯彻了他在本篇提出的主张的。因此,根据本篇所论,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是怎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的。
(一)
正确的评论多么困难!评论固然难于正确,正确的评论家也不易遇见;要碰上正确的评论家,一千年也不过一两人吧!从古以来的评论家,常常轻视同时人而仰慕前代人,真像《鬼谷子》中所说的:“天天在眼前的并不任用,老远听到声名却不胜思慕。”从前韩非子的《储说》刚传出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秦始皇和汉武帝深恨不能和他们相见;但是后来相见了,结果却是韩非下狱,司马相如被冷落:这不显然可以看出是对同时人的轻视吗?至于班固同傅毅,作品成就本来差不多,但班固却讥笑傅毅说:“傅毅写起文章来就没个停止的时候。”曹植评论作家时,也贬低陈琳;丁请他修改文章,他就称赞丁说话得体;刘修喜欢批评别人,他就把刘修比作古代的田巴:那么,曹植的偏见就很明显了。所以曹丕说“文人互相轻视”,这不是一句空话。还有楼护因有口才,便居然荒唐得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曾请教于东方朔;于是桓谭等人都来嘲笑楼护。楼护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信口乱说就被人讥笑;何况作为一个文人学者,怎么随便乱发议论呢?由此看来,有见识高超而不免崇古非今的人,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有才华卓越而抬高自己、压低别人的人,那就是班固和曹植;有毫无文才而误信传说、不明真相的人,那就楼护。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会被后人用来做酱坛盖子,这难道是多余的慨叹吗?
(二)
麒麟和獐,凤凰和野鸡,都有极大的差别;珠玉和碎石块也完全不同;阳光之下显得很清楚,肉眼能够辨别它们的形态。但是鲁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獐,楚国人竟把野鸡当做凤凰,魏国老百姓把美玉误当做怪异的石头,宋国人把燕国的碎石块误当做宝珠。这些具体的东西本不难查考,居然错误到这种地步,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情感本来不易看清楚,谁能说易于分辨优劣呢?文学作品十分复杂,内容与形式交织而多样化,欣赏评论者又常常各有偏爱,认识能力也不全面。例如性情慷慨的人遇见激昂的声调就打起拍子来,喜欢含蓄的人读到细密的作品就会跟着走,有点小聪明的人看见靡丽的文章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对于不平常的事物就觉得爱听。凡是合于自己脾胃的作品就称赏,不合的就不理会;各人拿自己片面的理解,来衡量多种多样的文章:这真像一个人只知道向东望去,自然永远看不到西边的墙一样。
(三)
只有弹过千百个曲调的人才能懂得音乐,看过千百口宝剑的人才能懂得武器;所以全面评价作品的方法,就是必须广泛地观察。看了高峰就更明白小山,到过大海就更知道小沟。在或轻或重上没有私心,在或爱或憎上没有偏见:这样就能和秤一样公平,和镜子一样清楚了。因此,要查考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先从六个方面去观察:第一是看作品采用什么体裁,第二是看作品的遣词造句,第三是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自己的创新,第四是看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手法,第五是看作品用典的意义,第六是看作品的音节。这种观察的方法如能实行,那么,作品的好坏就可以看出来了。
(四)
文学创作是作家的内心有所活动,然后才表现在作品之中;文学批评却是先看作品的文辞,然后再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从末流追溯到根源,即使隐微的也可以变得显豁。对年代久远的作者,固然不能见面,但读了他的作品,也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心情了。难道担心作品太深奥吗?只恐怕自己见解太浅薄罢了。弹琴的人如果内心想到山和水,尚可在琴声中表达出自己的心情,何况文章既用笔写出来,其中的道理怎能隐藏?所以读者内心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就像眼睛能看清事物的外形一样:眼睛清楚的话,就没有什么形态不能辨别;内心聪慧的话,就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明白。然而世俗上认识不清楚的人,深刻的作品常被抛弃,浅薄的作品反而有市场。因此,庄周就讥笑人们只爱听庸俗的《折杨》,而宋玉也慨叹高雅的《白雪》不被人欣赏。从前屈原说过:“我内心诚朴,而不善于表达,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我的才华出众。”能认识出众的才能的,只有正确的评论家。扬雄曾说他自己“内心喜欢深刻的、博洽的、绝顶华丽的文章”,那么他不喜欢浅薄的作品,也就由此可知了。只要是见解深刻,能看到作品深意的人,就必能在欣赏杰作时获得内心的享受;好像春天登台所见美景可以使众人心情舒畅,音乐与美味可以留住过客一样。据说兰花是全国最香的花,人们喜爱而佩在身上,就可发出更多的芬芳;文学书籍则是国家的精华,要细细体味才懂得其中的妙处。一切愿意正确评论作品的人,还是特别注意这些吧。
(五)
总之,三十万斤重的大钟,只有古时乐师夔和师旷才能制定。满箱子的好书,就依靠卓越的评论家来判断。郑国流荡的音乐会使人走入歧途,千万不要为它迷惑听觉。惟有遵守评论的规则,才不致于走错道路。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分析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所表现的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道精神铸诗篇
——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即杜甫在成都草堂定居后的第二年八月,这时诗人已经五十岁。这首诗通过茅屋被秋风所破的惨状以及屋漏雨湿苦况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宁愿自己受冻而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主义胸怀。
杜甫于“安史之乱”后,经过了一番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国破民困之痛和饥寒交迫之苦。于乾元二年(759),他“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到达了四川的成都。这年春天他从洛阳到华州,秋天自华州到秦州,冬初自秦州到同谷,年底由同谷入蜀。杜甫携家带眷,长途跋涉,一路之上见到的是饿殍遍地、白骨满野的惨象,听到的是征战不息、不已的讯息,过的是“不爨井晨冻,无衣夜床寒”(《空囊》)的日子,有时甚至还要靠拾橡栗、挖野芋充饥。到了成都之后,得到友人严武等人的帮助,在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他自称为“浣花草堂”。杜甫对草堂很是满意,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为农》)。成都政局的暂时稳定,自己由飘泊流徒转为定居,使杜甫的心情逐渐愉快起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 自然环境安静优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家庭生活怡然而乐;“童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 (《早起》)日子是多么优裕舒适。诗人在此安居了一年多时间,正当草堂经营得初具规模时,他避开了政治的暴雨,却碰上了自然的狂风——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风速很快,风势极猛,风力特大。“八月秋高风怒号”,首先点明八月这台风季节,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接着于“秋高”后缀以“风怒号”,写出了风云突变,狂风骤至。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蓦地风吼如雷,震天撼地,从这天时变化之快上,可见风速之快,从“怒号”的声势上,足证风威之盛。接着诗人从四个侧面来具体表现风力之猛:卷起屋上“三重茅”草,可见千钧之力,茅飞渡江,可见送程之
远;高挂林梢,可见飞扬之高;下沉塘坳,可见旋动之势。因为址卷了“三重茅”,所以也才有到处飞洒的可能。从卷起茅草的“多”和茅草飘飞的“远”、 “高”、 “低”几方面把风写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如感其力。写风愈大,愈显得屋破之惨。
秋风破茅屋,是诗中叙写的主要事件,也是借以抒发感情的基础,因而从风写起,并紧扣住风与茅的关系行笔,因风大而茅飞,由茅飞见风势,这不仅一下子就点明了题意,而且为下文写与儿童争茅、屋破雨漏设置了条件。风本无形可睹,只有通过受风之物来表现。使风具体化,可以写树木折断,也可以写江河如沸,而诗人只收笔于茅上,笔墨集中,语言经济。风破茅屋,诗人眼看惨淡经营的茅屋毁于一旦,痛心疾首,他多么想收集残草,重新整修。可是一群邻村儿童却又乘风抢草——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依杖自叹息。
这一富有戏剧性的镜头,把诗人焦灼的心情写得形象逼真。南村群童看到遍地乱草,争着拾回去烧火,诗人大声制止也无效,他们身子一闪就躲进竹林中去了。我们看到年老体弱的诗人,在呼啸的狂风之中,一面抢着去抓那些稍迟即逝的茅草,一面呵斥行动敏捷的拾草小孩,草飞迅疾,他行动迟缓,风声尖厉,他声音嘶哑,更加显得诗人的心急如焚。
这一风中夺茅的插曲,作者意在表现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虽然诗中用了“群童欺我”、“忍能对而为盗贼”等带有贬意的语句,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大风把茅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要想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这一节仍然是围绕着“茅”来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诗人跌跌撞撞追不上茅草,唇焦口燥喊不住群童,只有归来倚杖自叹息,他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知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损船偏遇顶头风,破屋又遭连夜雨,诗人在叹息声中,又迎米了新的灾难——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风定雨至,屋漏难眠,屋破之后,穿风漏雨,一家人都难以入睡。“娇儿恶卧踏里裂”,“恶卧”是说小孩子不好好睡觉,不是一般的“睡态不好”。因为“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床上地下已是雨水漫流,秋风秋雨冷飕飕,加上“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败絮,又硬又冷,小孩子怎么经受得了,那里能酣然入梦。他们在那里乱踢乱蹬,陈旧不堪的被里子也给蹬裂开了。诗人自从社会以来,国家安危常燃烧着他的心,民生疾苦常煎熬着他的胸,使得他经常失眠。如今身在屋内,抬头见天;躺在床上,身边有水,眼看小儿都难入睡,自己又怎能合眼。抚事感时,万念交集,自然通宵不眠了。
写屋破雨漏的苦况,诗人取娇儿“恶卧”这一典型细节很有代表性。无知小儿原是嗜睡的,他们固然不知忧国念民,即就是风破茅屋,他们也是不知生活的艰辛的。可是现在却不好好睡觉,由此更可想知大人一定在那里唉声叹气,想得很多,很远。漫漫长夜,诗人横思纵想,千感万虑,最后归结为一点——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颠,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玻受冻亦足!
一家处于风袭雨凌之中,诗人不拘于一家的寒暖,不囿于一己的哀乐,而大声疾呼拯天下寒士于凄风苦雨之中,救广大贫儒于水深火热之间,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放射着人道主义的灿烂光华。如前所述,诗人久经丧乱而到成都,劫后余生,对安定的环境自然十分珍惜。诗人得以筑成草堂是不容易的,对可以安居的草堂感情是很深厚的。这次台风袭击,将茅屋前的楠树也绐拔了。“虎倒龙颠委榛棘”,“草堂白此无颜色”,(《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他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是很痛惜的。诗人在这种境遇之下毁了安身之所,不陷在个人的悲苦穷愁之中,而是想到“天下寒士”有风雨不动的广厦千万间,胸怀是多么开阔,思想是多么高尚。
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诗人,目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惨痛现实,身受兵荒马乱的荼毒,备尝辗转流徙的苦味,他忧国忧民,多么希望改变现状哟;“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更横索钱”(《昼梦》),“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他希望省刑罚、薄税敛,可是却找不到使得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真正好办法。杜甫找不到救治社会的药方,徒有改造社会的愿望。他这种“吾庐独破受冻亦足”舍己为人的思想很是难能可贵,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应该予以肯定;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自屈原以来文人创作的优良传统。
这首诗由叙事和抒情两大部分组成。诗的主旨全在篇尾的一段抒情,激情奔放如山呼啸,思想闪光似霓红丽天,可是诗人却从叙事入手,因事入情,借事抒情,抒情如水到渠成,孕足而娩。
叙事时径情顺连,由叙事到抒情,则逆义反联。叙事按风来、屋破、雨至、屋漏的顺序,依下午、傍晚、入夜、夜深的次第来写,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与雨的变化,写足了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况,一苦风卷茅草,二苦群童抢草,三苦屋漏雨湿,四苦通宵难眠。在苦之难熬的基础上,展开了联想,想到天下寒士如何才不苦。由自己的受寒,想到天下寒士;由自家的屋破,想到风雨不动的广厦,由一家的愁苦想到天下寒士的欢颜。这样写,联系自然,对比强烈,写出了新意,拓开了境界,使人感到诗人身居破屋之内,辗转床褥之上,却心游四海,胸怀八荒。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语畅情酣,充分发挥了歌行体自然流丽的长处,对于擅长排律的杜甫说来,自然属于难得的佳作。这是因为内容决定了形式,表现狂风乱雨、茅飞屋漏等,如果孜孜以求对仗工整,斤斤计较声律的细密,则将束缚感情的宣泄。且杜甫入蜀之后,诗风也有所变化,社会生活促使诗人的世界观、艺术观起了变化。明代胡震亨就指出“千载仅有杜诗,千载仅有杜公诗遘耳”,“论杜诗者论於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 (《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也就是说有如此生活才有如此之诗。这种明白如话的语言,如脱口而出,无丹铅之色,无扭捏之态,无矫饰之音,白描式的勾勒,形象逼真,动人心魄;加之语句参差错落,基本七言,间之以短的二言,长的九言、十一言,在慢声中有顿挫,有助于跌宕起伏的感情表达,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人道主义胸怀,一向为人所称道,因而此诗曾被誉为富于人民性的优秀篇章。而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却认为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谈不上有什么人民性。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首诗的人民性问题,现在谈谈我们的看法。
郭老认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主要就是看作者是否站到人民的立场和表现了人民的感情。杜甫的这首诗中“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 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没有功名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我们认为这种对诗的分析不切合实际,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
先谈“他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的问题。秋风破茅屋,把茅草吹得到处乱撒,一群邻村儿童乘风抢草,诗人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一段风中夺茅的描写,虽然用了“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其词面虽带有贬意的语言,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是意在表现诗人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诗人经过较长时间地集资,惨淡经营而成的草堂,一旦毁于台风之下是很痛心的。大风把茅屋上的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想要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公然抱茅入竹去”的那些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唇焦口燥呼不得”的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也就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因此诗人“归来倚杖自叹息”,就不纯然悲叹世风日下,风俗不淳,而是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明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诗的这部分描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更为最后翻跌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愿望预设了对比条件。我们解诗时决不可浅看字面轻为诠释,刘勰讲:“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文心雕龙.知音》)“忍能对面为盗贼”,不可轻解为“好忍心呵,当我面就做强盗。” (郭老的译文) “忍能”是“竟能”的意思,“为盗贼”也只是“抢夺”之意。这和“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新安吏》),“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 (《陪章留后侍御(彝)宴南楼》)等诗中的“贼”、“寇盗”含意不能等同。至于说称自家的小孩子为“娇儿”,同样是为了显示屋破后的苦况。疼爱的孩子不愿意睡觉,是因了“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老絮,又硬又冷,加之“床头屋漏无干处”,雨湿后更难安睡,把被里子都蹬裂开来了。本是希望娇儿早早入睡,可是又无法安眠,这不更显得屋破雨漏的苦不堪言吗?因此,不要只从“盗贼”、 “娇儿”的字面上看,就判定诗的内在感情。当然诗人对于抢茅草的群童和自家的孩子,因关系有亲琉之别,具体情况又有利害得失,自然感情上也不是一视同仁的,更不会爱邻村群童胜过了自家子女。对于封建士大大来说,我们也不应作这种苛求。
再谈他所要“庇”的“寒士’’的问题。郭老因为先给杜甫定了地主阶级意识,因而也就认定寒士是“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其实“寒士”也就是指贫穷的人。《南史·刘祥传》:“彦回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能免寒士。”这里的寒土,就是指贫微之人。再说,即使寒士是指未得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又怎么不可以归为“民”和“人民”呢?封建社会中也决不只有农民才称之为人民的,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现代诗歌的特点是什么?最好可以举例!
现代新诗,是在继承发扬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诗歌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而逐渐发展形成的。具有形式自由、韵律灵活、自然清新的特点。新诗采用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诗家语”),它高度凝练,大幅跳跃,富有暗示性。“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刘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作家诗人创作时,是先有了情思抒发的冲动,再发而为文辞形成作品,读者必先通过文辞才能了解作品传达的情思。这样,由文辞入手,去解读作品,发幽探微,即使是隐微的内容,也会使它显露出来。因此,在阅读鉴赏现代诗歌时,就必须把握其语言特点,从解读诗歌语言入手,进而探究诗歌的意蕴和思想内涵。
现代诗歌冲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语言趋于口语化、散文化,其语言与散文的距离缩短,但仍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语序倒置。诗人为了强化某种情感,或由于叶韵、节奏和换行的需要,往往要调整语序。如杜运燮《秋》:“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这里的“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就是“那阵雨喧闹的夏季过去了”的倒置。这样写,突出了夏季过去的时间意识。再如,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这里的“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就是“如何让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遇见我”的倒置,诗句突出了“如何让你遇见我”的迫切心情。明乎此,在解读诗歌的时候,要善于将倒置的诗句还原,以便于把握诗歌的内容。同样,台湾诗人纪弦的《你的名字》中第一节“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两句,将“每夜每夜”置于“轻轻地呼唤你的名字”之后,强调了“轻轻地呼唤”之意。
第二,成分省略。日常表达中,句子的成分不能随意地省略,必备的成分必须交代清楚。而在诗歌中,为了使表达更凝练,更简约,使诗句更硬朗、更坚实,往往省略一些成分,让读者去体味,去填补诗句的空白。如,舒婷的《神女峰》(第二节):“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这里,诗人将“神女峰”这一陈述对象省略。其意为,诗人对神女峰“人间天上,代代相传”的“美丽的梦”(神话传说),却留给了神女“美丽的忧伤”,进行了历史反思:“心/真能变成石头吗”?诗人揭掉了“神”的面纱,将“神”还原为大写的“人”!和诗的结尾“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相呼应,凸现了呼唤人性复归的主题。再如,唐祈《老》:“无端的笑,无端的痛哭/生命在生活前匍伏,残酷的买卖,/竟分成两种饥渴的世界。”“无端的笑,无端的痛哭”分别省略了“嫖客”和“”,二者对比,寓意自明。
第三,词性转变。诗歌中为表情达意的需要,而临时改变词性,是很常见的现象。如闻一多《口供》:“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句中的“坚贞”本是形容词,在这里转变成了名词。余光中的《碧潭》写道:“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舴艋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句中的“玻璃”“舴艋”本为名词,在这里,余先生用作动词,其用语新奇,意蕴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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